伯州犁的堕落，就是环境使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众多人才难有用武之地，证实楚国确实难以人尽其才。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想提拔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却装病不愿赴任。不得已，楚康王只能改命子南为令尹。
子南即公子追舒，是楚庄王之子，楚康王亲叔。子南身边，有位名叫观起的庶人极为受宠。观起祖上曾是楚国卜尹，因为不是嫡子，到观起这一代就从士人降格成了庶人。在周代，庶人虽有人身自由，却不能从政。如今子南当上了令尹，权势大增；令尹要宠信一个人，还管他是士人还是庶人？
于是，子南就公然赏给观起车马数十乘，每天都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数十乘车马，那可是士大夫的待遇；观起一介庶人，没有任何战功，竟敢如此炫耀？
楚康王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瞅准时机就命人当朝擒杀了子南，还将观起车裂！
通常以为，这是子南培养私人势力招惹来的杀身之祸。可令尹身边有一两位宠臣，就足以构成死罪吗？
观起为人究竟如何，今人无法得知。可他的儿子观从却凭借一己之力，策划、推动了王子弃疾、王子比、王子皙三人推翻楚灵王，最终让王子弃疾篡得了王位。虽然观从不是楚平王亲信，可楚平王却极其欣赏他的才干。观从逃走后，楚平王费尽心思将他找回，并让他随意挑选楚国职位！观从才干，得到了楚平王推崇；那么培养了观从的观起，其才能又会是如何？
因此，子南宠信观起，更可能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不是其它。或许正因观起才能出众，子南才遭到了楚康王嫉恨，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楚国，令尹重用一位有才干之人都会被公室视作威胁，那么各阶层官员谁还敢随意提拔、重用人才呢？这正是楚国人才选用的另一重大弊端：除了公室少数掌权者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随意选用人才。可公室对外的接触面毕竟有限，如此狭窄的仕途通道，又怎么能保证大多数楚国士大夫都人尽其才呢？
虽然楚国在用人时存在种种问题，可那么多“楚材”能被他囯重用而且大放异彩，证实楚国确实盛产人才。之所以如此，也许就源于楚武王创立的县制。县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直接管理。一旦县尹出现缺失，楚王随时可以撤换，严重时县尹甚至会被杀。巨大业绩压力下，县尹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赢得楚王信任。对比东周普遍流行的世袭分封制，县制无疑更能锻炼和培养人才。
自楚武王创立县制后，楚国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就是“灭国为县”。因此，到春秋中晚期后，楚国治下的县越来越多，培养出的人才也就随之增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县尹在楚国都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
县尹再往上，就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公室要职。
在春秋早期，令尹要么是由若敖氏家族垄断，要么就是王族中人担任；春秋中期后，若敖氏式微，蒍氏与屈氏才得以偶尔出任令尹。其他弱势公族及外族人士，除了楚文王时的彭仲爽与楚惠王时的沈诸梁外，在春秋期间再也没有谁能当令尹。不光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要职，外族人士要想染指也是千难万难。
在吴王阖闾攻楚之际提出宏伟歼敌计划的沈尹戌，才能远胜当时令尹囊瓦与司马子期。可沈尹戌不过是左司马，权位在子期之下，完全没有战场决策权。最终，令尹囊瓦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造成了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之败，让楚国郢都沦陷！
沈尹戌的悲剧，证实了楚国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无论再怎么有才，如果不是公室近亲，都难以获得令尹、司马等等要职。
申公巫臣出身于屈氏，所管理的申县（今河南南阳）也是晋、楚边境上的重要城邑，可他却甘愿放弃楚国的一切、逃往异国他乡——关键就在于巫臣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已看不到前途，所以干脆放弃，情愿与美人共度余生去了。
春秋早中期时，楚国能迅速发展壮大，就在于楚武王改革了分封制，创立了县制。县制创立，一方面让楚囯摆脱了分封制弊端、增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让大量楚人登上县尹岗位，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和锻炼。
可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公室集权的不断加强，楚国人才选用机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公室集权程度高，执政严苛而“多淫刑”，让众多“楚材”在仕途上倍受摧残，很多幸存者还因此与楚国反目成仇；政治环境的种种险恶之处，让众多“楚材”都难以人尽其才，仕途举步维艰；狭窄的仕途通道，让楚国人才从政热情大打折扣；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更是让众多的“楚材”对楚国彻底失望！
用人存在这么多弊病，楚国又怎么能留住人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