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造成了社会再度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潮流，建立统一的隋朝，结束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国。
唐高祖李渊，利用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土崩瓦解的时机，建立唐朝。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又统一了全国。统一的唐王朝的建立，使全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局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特别是唐代前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引起了周围各国强烈的反响。他们都愿意前来中国进行访问和经商。从而，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时代，对外贸易也随之在两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陆路交通的扩展
隋代陆路交通，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裴矩的《西域图记》载称：
“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自鄯善至吐火罗(即大夏)、挹怛 (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一带)一段，隋代南道同两汉南道无异。只是到吐火罗、挹怛后，隋代南道不是西去兰氏城，而是沿今苏尔哈布河上行至兴都库什山以西的帆延(今巴米延)，再越过库赫伊巴巴(即巴巴山)，南至漕国(今加兹尼)，再至北婆罗门(即北天竺，今巴基斯坦)，而入西海(印度河所注入的海，即阿拉伯海)。可见，隋代南道的终点已伸延到印度河口附近，使陆路交通线与海路交通衔接了起来。
隋代的中道相当于两汉时期北道中那条主要的商路。《西域图记》载称：
“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漕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所不同的是，隋代的中道在渡乌浒水(今阿姆河)后西南行，在穆国(即木鹿)与汉代南道汇合，再至波斯，最后入波斯湾。而两汉的这段商路，在渡鸟浒水后，则不经木鹿而西北行，至奄蔡(咸海与里海间)。
此外，隋代还有一条北道，该商路始于汉，通于三国，发展于隋，即是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一条丝绸之路。特别是到了公元十三、四世纪，其作用显得尤其突出。
到了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通向国外的道路共有七条。其实，通向国外的道路并没有那么多，有的是内地通边境的，有的则是通国外的海道。唐代陆路通向国外的道路，仍是继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
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唐朝从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县)起，直到天山南北各条道路上，都在沿线的重要地点驻有军队。一面备战，一面屯田，不但保护了商旅的安全，并且开发了土地，增加了粮食生产。这些驻军加以各种官吏、后勤人员、家属和当地居民，又形成了散落在丝之路上的许多繁华城市和富庶地区。
《资治通鉴》载称：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唐朝陇右道包括十九个州，六十个县，以及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安远门(后改名开远门)是唐代长安城西城墙最北面的大门，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据记载，在安远门外设有“堠”，是记里程的土墩，或称记里堡，相当于今天的里程碑。这除了说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外，还可以看出唐朝对丝绸之路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对西安附近的古墓进行了发掘，在汉代古墓中发现了很多陶仓模型，同时在唐代古墓中发现的却是三彩骆驼俑和深目高鼻的牵骆驼人俑。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是因汉代我国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土地、粮食成为地主阶级发财致富的主要来源，因而人们特别重视贮藏粮食的仓、屯。
但到唐代，除土地、粮食外，繁荣起来的商业贸易，又给官僚地主带来新的财源，因而他们对丝绸之路上的载货骆驼，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丝绸之路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汉至唐的千余年间，除海路外，这条丝绸之路是贩运丝织品的主要通道。到了宋朝，中西交通贸易往来以海路为主，但仍有不少人奔走于这条著名的丝道上。时至元明，在这条丝道上仍留下了许多中西方使者、商人、僧侣以及旅行者的足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一直为各国人民所称颂。
二、古城长安
隋唐时期，随着陆路交通的扩展，还出现了许多贸易繁盛的城市，主要是长安、凉州、敦煌、弓月、洛阳等。
长安这座历史名城是唐代的都城。唐长安是在隋代创修的，因汉代旧都已不适应新的需要。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在今西安市区所在地创修了这座规模宏大的新城。到了唐代，仍不断修建，使其更加宏伟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