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630年，秦晋两国相约共同出兵讨伐郑国，中原两大国兵围郑国国都—新郑，郑国破城亡国之日似已不远，然此时一名叫烛之武的郑国人临危受命，他缒城而出，夜见秦穆公，向其痛陈郑灭与郑存之利害关系，最终说服秦穆公退兵，而晋文公见秦军退兵，便也与郑国握手言和，一场大战随即消弭于无形。
烛之武退秦师
当年烛之武说服秦穆公退兵概其大意如下：
秦国远在西陲，而郑国位居中原腹地，若郑亡，秦国鞭长莫及难以长期霸占郑地，郑地最终必为晋国所得，加之晋国一直霸占曾允诺秦国的河西与崤函之地，可知晋国贪得无厌，今日之郑国必为将来之秦国，但若存郑，郑国则日后可为秦国之东出内应，于秦有利。
可以说，烛之武的话已经深深的触碰到了秦穆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以致于当时的秦穆公可以毫不犹豫的背弃与晋文公的盟约，抛弃两国的“秦晋之好”，将两国的关系推入到一个非常微妙的境地，甚至为日后秦晋两国的交恶埋下伏笔。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总结过春秋时期时期中原各国与楚国争霸的时代，而这其中，晋楚两国争霸为中原与楚国争霸最为重要的阶段。晋楚争霸贯穿了整个春秋的中后期，而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秦国亦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秦国曾助晋攻楚，亦曾助楚北晋。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秦国这么做实为小人之举，然当深入了解秦国当时所处之内外困境后或许会对秦国报以一定的同情之心，而这也是秦穆公当年的无奈与愤怒之所在。
秦穆公
秦穆公的无奈
秦穆公的主要矛盾表现在，在秦国日益强大的时候该如何处理与晋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秦晋之好”乃秦穆公与晋文公之外交成功的典范，但殊不知，在此之前，“秦晋之好”便曾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以交晋国
第二次，公元前643年，秦穆公将女儿怀嬴嫁给晋惠公之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
那么秦穆公为何要多次以联姻的方式交好晋国呢？其原因概为自古以来，华夏子孙常以“血缘之亲疏”来衡量国与国之关系远近，所以，以联姻的方式来加强与晋国的关系是最有效的手段。
而秦穆公之所以要如此煞费苦心的交好晋国也是出于秦国的需要及秦国地理位置的尴尬。
秦国地处黄河以西，长期以来都无法插手中原之事，秦国若想强大必须东出，但无奈的是，晋国位于秦国之东并牢牢占据着秦国东出之重要的崤函之地，从而阻塞了秦国东出之路。晋国为中原大国，若秦国试图以武力取之，秦晋交恶其自身损耗必然过大且以秦国之力尚不能有充分把握对崤函之地进行长期有效的占领，若是如此秦国将更无东出争霸之望，因此只有交好晋国，博取晋国之信任，日后便可以助晋为名，与晋国共同参与中原之事，最终实现东出争霸的野心。
然可惜的是，前两次联姻均没有达到秦穆公所预期的效果，甚至因为晋惠公的背约（也就是烛之武所说的“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两国还曾爆发过韩原之战。
韩原之战实为晋国单方面背信弃义所致，秦国没有丝毫不义之举，而即便秦国取得胜利，秦穆公依旧没有趁机掠取崤函之地，究其原因还是秦国实力的问题，秦穆公明白，晋国战败乃是轻敌所致，而非实力不济。
晋惠公
韩原之战对于晋国来说损失不大，但若因为这一战而与晋国交恶，实在是将秦国拖入战争的泥淖，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韩原之战后，秦穆公立即作冰释前嫌之态，释放被俘的晋惠公，归还夺取的原晋国河东之地，至此两国重修旧好。
秦穆公以战胜国的身份而率先放低姿态，虽可表现出秦穆公“以德报怨”的态度，但也反映出秦穆公东出之心的决绝以及当时秦国实力不济的无奈，可见此时的秦国想要东出依旧离不开晋国的支持。不过作为战胜国，秦国还是获得了晋国割让的河西之地，这也算是对秦国付出的馈赠。
因为前两次的联姻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所以秦穆公便将希望寄托在第三次联姻之上，而第三次联姻的对象便是继齐桓公之后春秋第二位霸主—晋文公。
然而令秦穆公意想不到的是，晋文公对秦国的防备之心及手段要远超晋国之前的历代国君，因此这一次的联姻最终引爆了长久以来积压在他内心之中的不满与愤怒。
晋文公
秦穆公的不满
事实证明，晋文公之志不在齐桓公之下，齐桓公死后，中原一时无人领导，楚国趁机北侵，后幸得晋文公领导众诸侯一致对抗楚国，中原才得以保全安宁。
而在晋文公领导中原诸侯与楚国争霸之时，秦穆公愈发觉得秦国在被晋文公有意的排斥与孤立，这种排斥与孤立笔者总结了两点：
1，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引北狄进攻王畿，周襄王出逃，秦穆公见此机会欲以“勤王”之名，兴兵借道晋国以参与平叛王子带之乱，然晋文公予以拒绝并亲自前往秦营向秦穆公陈述“晋国就近，勤王之事晋国可独自担负，无需秦国长途跋涉，劳师远征”的事实。虽然秦穆公对此不满，但晋文公有理有据，自己无法辩驳，因此“勤王”之事只能作罢。
2，平定王子带之乱后，晋文公再次游说秦穆公南下攻取楚国之商密，并派兵协助。在笔者看来晋文公此举实为一石二鸟之计，一来令秦国牵制楚国，为日后的城濮之战做准备，二来可以转移秦穆公东出的注意力，令秦国专注于与楚国的对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