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大宦官赵高，一直以来在历史上都呈现出“脸谱化”的奸臣形象。我们似乎习惯于对历史人物忠奸、黑白两极化的二元解读，往往忽略了人的复杂性。也许，忠奸好坏常常是个定义的问题，掌握话语权的人定义他是忠，他就是忠，定义他是奸，他就是奸。何况是两千年前的人物，这种定义是否真实，是否存在失真的情况，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按照《史记》记载，赵高的第一桩坏事就是，秦始皇病死沙丘之后，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秘不发丧，然后又纂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为帝。并将原本应该继承帝位的公子扶苏赐死了。
2000年来，这段历史似乎已成定论，鲜有人会怀疑其真实性。若有人产生疑问，也往往会被批评是泛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是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过在2009年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竹简上，却给我们展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面貌。其历史的真实性可能并非如此。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就包括大量甲骨以及竹简，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2009年北京大学接收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竹简，共3300多枚，抄写年代最晚在西汉中期，因此这批竹简被称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这批竹简共有20多卷，其中第三卷名为《赵正书》，主要记载秦始皇相关的事。先秦时候贵族有姓有氏（所谓姓氏就是这样来的），秦始皇姓嬴、氏赵、名政，赵正就是指的秦始皇。
《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颇为相似，但在秦始皇死后的一些事记载上有很大不同。
比如竹简《赵正书》所载——“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病笃。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说的是秦始皇巡游天下之时病情加重（笃，有病势沉重的意思）。丞相李斯和御史冯去疾（此人还兼职右丞相，李斯是左丞相）冒死向秦始皇进言：如今我们远离都城群臣，恐怕驾崩之后朝中大臣有变，请立胡亥为继承者（以稳定朝政）。秦始皇说可以，同意了。
按《赵正书》的记载，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为帝，是经过秦始皇统同意的，并不存在什么赵高、李斯合谋篡改遗诏之说。而且在此记载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赵高的戏份——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如果《赵正书》的记载是真实的，那么赵高简直冤枉死了，想一想也是可怜，两千多年来背着一口大大的沉重黑锅。
稍作分析你就会发现，《赵正书》的记载更符合逻辑一些。首先，公子扶苏很早就被秦始皇打发到边疆去了。一般情况，按人性来说不会将最喜欢的儿子打发到边疆那种艰苦的地方去。可见扶苏起码不是秦始皇最宠爱的儿子。
而秦始皇巡游天下，一直把胡亥带在身边。秦始皇有30多个孩子，独独带着胡亥，这可以说明秦始皇很宠爱胡亥，那么把皇位传给他也是合情合理了。
由此分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胡亥通过纂改遗诏才登上帝位，这反倒有些不符逻辑。
公子扶苏人品德行很好，受世人爱戴，为何秦始皇却不喜欢他呢？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受儒家学派影响颇深的扶苏对此十分反对，他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分封制是祖制，是礼法之根本，不可废除而另行郡县制。政治上的不合拍，使得父子俩间隙越来越大（恐怕也是扶苏被打发到边疆去的重要原因），慢慢的，秦始皇将继承者的天平倾斜向了胡亥。
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疑问，司马迁与秦始皇相隔时间并不久远，不可能不知道真相，但为何《史记》的记载与《赵正书》相去甚远呢？
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知道《赵正书》所记载的情况，他最终选择了纂改遗诏那个版本，大概是出于政治宣传上的考量。在秦末农民起义时就流传着“胡亥不当立”的说法，以此作为起义的某种正当性。
而“胡亥不当立”的说法对汉朝建立的法统，也是很有益处的。如果胡亥当立，且他像公子扶苏那样人品德行都很好，你却还去推翻它，这在黎民百姓心中和历史上多少会使人产生同情，使得新王朝背负上道德压力，其合法性可能也会受到质疑。
一个王朝推翻前一个王朝，总要极力抹黑前朝，就像周人对商纣王干的那样，实为新王朝的建立找到所谓合法性。在后来2000年的王朝更迭中，可以找到太多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