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规定,地方官员进京晋见京官,必须送礼,“具一书一帕”,即送一本书,个手帕,故名“书帕”。清人姚之駟《元明事类钞·书帕长安》中引用赵南星疏:“司选者每遇退朝,群遮留讲陞讲调;至署则公书私书,闐户盈几,所谓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也。”书帕规定最初的本意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礼节而已,但是随着明朝官场的日益腐败,书帕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公贿”行动。吴晗在《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一文中写道:“行贿用书陪衬,显得雅一些,有个专门名词叫书帕。”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以后,明代的官场更加腐败,地方官员晋见京官所送之礼早已由原来的一书一帕变成了金银珠宝,只是还在沿用着“书帕”的名称罢了。
崇祯元年(1628年),年仅十八岁的太子朱由检即位为皇帝,是为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他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以书帕为名的公贿行为,多次向群臣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然而,明代官场的腐败早已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崇祯皇帝整顿书帕的行动遭到了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崇祯皇帝整顿书帕的是上任才两个多月的户科给事中、澄城人韩一良。韩一良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写道,如今社会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任户科给事中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就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平时同别人交往较少,尚且辞却了这么多银子,其余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当然,韩一良在最后也没忘记顺着皇帝说一句话:“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崇祯皇帝读罢韩一良的上疏,非常高兴,下决心树立一批像韩一良这样敢于拒绝收苏帕的大臣。他立刻召见群臣,让韩良当众念他写的那篇文章。韩一良念完后,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对大臣们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都御史。”户科给事中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而都御使则相当于今天监察部部长一职。也就是说,韩一良的上疏使他有望步登天。
那知就在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于今天中组部部长的王永光开口说道:“敢问韩大人,究竟是谁给你送的书帕,请你当众说出他的姓名来。”崇祯皇帝听罢,连声说道“对,说出他的姓名来。”在树立正面形象的基础上,崇祯皇帝还想杀一儆百,严惩几个送书帕的人,来个杀鸡给猴看,以期达到整顿书帕的目的。“这……这……”韩一良当然知道崇祯皇帝的意思,但他得罪不起给他送书帕的人,故哼哼唧唧,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聪明的崇祯皇帝知道韩一良不好当众告发别人,当即下令让韩一良退朝后写一封密奏直接送给他。
结果,崇祯皇帝一连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发泄对搅了他好事并让他当众难堪的王永光几句私愤。无奈崇祯皇帝再次把韩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他手持韩良上疏,声音朗朗地亲自念给大臣们听。当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时,崇祯皇帝不禁掩卷长叹。随后,他再次追问韩一良:“那五百两银子到底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至顶着崇祯皇帝发怒将他治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书帕的人。
被崇祯皇帝逼得实在无路可退时,他仍然扯一些众所周知的旧事来应付,到最后竞推说他只是风闻有人要送他五百两银子。崇祯皇帝闻言很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随后,崇祯皇帝又当众斥责韩一良说话前后矛盾,并下令撤了韩一良户科给事中一职。就这样韩一良的一封上疏非但没有使他一步登天,反而连那个刚刚戴到头上的给事中的乌纱帽也给丢了。而随着韩一良被撤职,崇视皇帝企图整顿公贿书帕的行动也随之以失败而告终。
崇祯皇帝整顿书帕的失败,说明明朝这部国家机器已无法靠内部调节来继续运转,打碎这部机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器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