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世民手下最为得力的谋臣，人们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魏征的名字。然而，另外一个人比魏征更加获得李世民的器重，这个人就是马周。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通过李世民对二人态度的比较，就可以轻易地判断出二人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马周是布衣出身，是个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小伙子，一直服务于李唐王朝。而魏征在侍奉李世民之前还曾经服务过三位主人，古有忠臣不事二主之说，像这种从事多个主子的人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被骂得很惨，那个人就是吕布，被人骂作“三姓家奴”。
不过，魏征是个老滑头，他整出了一个著名的“忠臣良臣论”，巧妙地化解了这个略显尴尬的问题。
有一天他跟李世民聊起了“忠臣”与“良臣”的区别，他说：“希望陛下让我成为良臣，而不是成为忠臣。”
李世民心里就有点儿纳闷，问道：“‘良臣’与‘忠臣’不都一样吗？这还能有区别？”
魏征煞有介事地说道：“这区别可老鼻子大了，像稷、契那样的人可以称为良臣，‘良臣’不但可以让自己获得美名，还可以使国君获得明君的称号，使得国泰民安，子孙后代都能享受无穷的福禄；然而像比干、龙逢那样的人只能称作忠臣，‘忠臣’会因逆言犯上而让自己身陷被诛的命运，也会因此让国君背负残害忠良的名声，发生这样的事情于家于国都是灾难，留下‘忠臣’的空名又有何用呢？”
（“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见《旧唐书.魏徵》）
这个“妙论”完美地开脱了他之前侍奉多位主人的问题：虽然忠臣不事二主，但是良臣可择主而事，明确地表明了他只想做“良臣”而非“忠臣”的政治理想。
换一句话说，如果李世民不是一个明君，那么他也就会拍拍屁股走人了。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征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
然而，马周就不同了，首先是他的出身根正苗红，一刚开始就在中郎将常何府上做门客，正碰上李世民广开言路、纳谏自省，要文武百官都整一篇议论文交上去，大胆地总结李世民这些年来的个人得失，做个年度总结报告，为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出谋划策。
常何这人是个武夫，会拿枪不会拿笔，于是要马周给代写一篇交了上去。本来也是溥衍之作，常何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没想到皇帝一看，哟嗬嗬，这可了不得，这文章写得可太好了，句句都扎了老铁的心了。
李世民一琢磨，不对，这常何不过一介武夫，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不可能是他写的，他府中一定另有高人，于是赶紧把常何叫来问他。
常何也不隐瞒，把情况如此这般地汇报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当即拍板，这么好的人才，俺要破格录用他，让他为国家出力。但是这马周却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对常何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虽然皇上叫他去做大官，但还是很舍不得离开常何。皇上也是脾气好，一连请了四次，无奈圣命难违，只好恋恋不舍地来到宫中拜见李世民，二人见面一交谈，相见恨晚，当晚就差点儿抵足而眠了。于是，马周就在门下省担任要职。
这马周与魏征的职责一样，主要任务就是谏言，然而他的风格则完全不同。马周说话的语气非常的委婉，让人很容易接受，不像魏征那样好几次都差点气得把李世民的心脏病给整出来了。
而且，马周的建议都是实实在在的，一拿到手就可以实行，一实行起来就有效果。在马周的建议下，李世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使得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百姓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实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魏征呢，提出的意见都是些扯得无边无际的大道理，全是鸡汤文，听起来感觉还蛮不错，但要落实下去那就很难，比如他常挂在嘴边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说起来那是很有道理，但是如果真要李世民落到实处，依照他的性格这还真没法玩了。
马周还有一个与魏征最大的不同之处，他不贪虚名。马周在临死之前，把之前所有对李世民的谏言全部一把火烧了。他的理由是，这些谏言李世民都已经采纳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没必要再公诸于众以标谤自己的功劳。而魏征呢，他却比较喜欢贪图虚名，他将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整理成册，交给史官禇遂良昭告于后世。据说这样的做法令李世民非常生气，跑到魏征的墓地里把他的墓碑给推倒了。
两者放在一起这样一比较，谁更获得李世民的欢心当然是不言而喻了。
二人死后，李世民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魏征死后，李世民痛哭落泪，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镜子论”：“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见《旧唐书·魏徵传》）
在李世民的心里，魏征是他的一面镜子。镜子有这样的功能：什么样的人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什么样的人。明君照镜，镜里就是明君，那么昏君照镜，镜里就是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