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对“仿古”（仿制宋、元、明等朝代制作的官窑或名瓷）尤为擅长。仿古并非易事，那些声名显赫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等烧制技艺至清朝时早已失传，于是，唐英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的烧制实验来摸索。
宋朝官窑瓷器有一个显著特征：“紫口铁足”，但秘诀是什么呢？唐英苦苦思索，百般烧制不成，他只得用黑褐色料画出“紫口铁足”，然而，画上去的颜色终究会脱落，还是失败。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为了仿得釉色逼真的汝窑，唐英特意采用了灰色胎体如此烧制成的汝窑瓷器甚至超越了明朝仿品他明白釉色对于瓷器的重要性，四处搜求釉色配方，在实验烧制仿古陶瓷时，留心各种配方的差别，通过添料、减料来观察釉色的细微变化。于是，唐英仿制的钧窑瓷器，不仅有常见的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骡肝、马肺等颜色，还有新紫、米色、天蓝、窑变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色彩。
在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中，记述了他自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担任景德镇御厂协理陶务8年间的成就，这些成就几乎都与管理创新有关。
比如：唐英革除了明代以来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尤其是带有强迫性质派役的“匠籍制”。匠籍制由来已久，指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称为匠户，隶属于官府，世代相袭，实行轮班或住坐为国家服役。唐英将这种制度改为直接以金钱雇用劳动力的“雇役匠制”，又废除了督工亭和狱房。不仅如此，御厂内的匠师、办事人员的工资，也是按照本地窑户雇工时价计付薪酬，推出“额外奖赏”制度，用来“励其诸作之专”。另一方面，为了吸引设备好、技术高的民窑合作，唐英还给窑主承诺了较为丰厚的待遇，所有入窑瓷坯不论正品还是次品，均按上色瓷器计价，即使窑烧失败也不再由承烧民窑赔付。因此民窑“乐趋之，仰给窑者曰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
明代在官窑生产中，无论是工匠人夫的役使，或者是工料的供给，几乎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承担的。甚至解运御器的箱用、包裏器物的棉花、黄纸等材料诸项，皆由南昌等地来解决。一旦遇皇室临时加量，在烧造加倍、解运严急的情况下，还需“十百加派”。
而这一切的费用，地方政府通常将之转嫁给工匠和百姓。而唐英主持下的御厂呢？《陶成纪事碑》里说：采买泥土、釉料等“俱照民间时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这令地方官民纷纷拍手称快。那么，唐英哪来的资金允许他如此革新呢？其实很简单，裁减冗员以节省费用。据载，明代时御厂内有1500人，唐英督陶时则精简至300余人。
是朝廷命官？还是制瓷达人？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二日，雍正皇帝驾崩后不到两月，雍正与年家的宿怨，终于随着年希尧遭到弹劾被革职而告终结。唐英接受皇命，停止官窑一切的制瓷业务，转任淮关税务使一职。
至于是否还有机会参与官窑制作，唐英无法揣摩新皇圣意，当然亦无法违抗朝命只好在闲暇之余将心得先行撰录。在他乾隆元年所写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中说：“爱将历年来事宜示谕诸稿，除散轶外，检其存者汇缮成帖，以志九载办理之梗概云。”
离开景德镇时，唐英已55岁，他有些依依不舍，一首名为《留别珠山陶署》的诗表露了其心迹：“自怜痴绝为多情，山署临歧百感生。半野半官栖八载，谁宾谁主寄孤情。……西江八载赋皇华，淮海乘春又放槎。只为君恩天庶覆，直令臣亦客忘客。……”
惆怅无比的唐英，丝毫没有赴任新职的欣喜。或许因为太过感伤，九月时感染了疟疾卧病在床的他一度与死神擦身而过。
乾隆二年（1737年），一纸任命终于下达，唐英以淮安关使兼领陶务。是年二月，唐英奉命前往京城，拜见了他离京时尚且年幼的新皇帝乾隆。尔后，他向皇帝奏报，希望“于淮关赢余项下每年留银二万两，为御窑厂陶瓷烧造费用，供窑工、南匠及传办公事费和火耗银两不敷部分等支用”。这是御厂成立以来，在官窑制作经费来源上的重要改革，保障了行政用度和匠师、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重新点燃的景德镇御窑，这一年确实烧得红红火火，正月即奉旨烧造宫廷日用瓷器47120件，同年的四、五、十、十一月又接旨烧造青花白地瓷碗、各式瓷瓶、洋彩宫碗等。
明清时的御窑厂不仅承担了为皇室制作御器的任务，将官窑完整运输至北京也是重要的窑务之一。《陶成纪事碑》上记载了雍正六年以前的运送方式：“每岁秋冬二季，……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三二寸口面者、以至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上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大量落选的次色瓷在明代多被打碎掩埋于御厂内，清代时基本沿用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做法，使其散存于厂内，厂内人员和工匠可以任意使用。
唐英执掌窑务后，将落选的御用瓷器酌情估价、登记造册，每年与上色瓷一同解运进京交由内务府贮存，或在京城变价出售、或已备采赏时用。乾隆七年六月，皇帝下旨给唐英，御厂烧造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在本处变价处理即可。于是，除了皇家才能使用的黄器外，唐英将落选的次色瓷造册后，再酌估以市价在景德镇直接出售，由此形成了制度。
官窑次品流入民间市场，对于民窑而言是福或是祸呢？对于中小型的作坊而言，应该是不乐见的，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买卖的交易量，然而就整个景德镇甚至国内外的陶瓷市场而言，却是开创了瓷业城市的新局面，使官、民之间的制瓷技艺产生了良性竞争，更加活络了市场上的各种因瓷器而产生的交易，这是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城市都难得一见的。
御器解运进京的运输程序，原本先由景德镇装运到淮安关作第二次点验、拣选、装桶，然后再解运至京。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唐英移理九江关打破了此项定例，改为先将御器送到九江配座、装桶，由此直接起运进京以免由淮绕道，节省了相关费用。这样，从乾隆四年二月开始，九江关取代了淮安关承接了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