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器直接从景德镇装船后经昌江、鄱阳湖长江、运河直达北京，间接提升了景德镇在水路航运交通上的重要地理地位，加速了景德镇瓷业城市面貌的形成。
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唐英，从1728年到1756年，将自己近30年的光阴倾注在景德镇御窑厂。清景德镇人氏兰浦编撰的《景德镇陶录》中有对“唐窑”的盛赞：“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则白壤，而瓷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的确，是他创下了从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的制瓷巅峰，是他留下了一大批官窑瓷器精品，也是他助推了景德的发展。若有幸至景德镇一游，也许还能听见唐英悠悠吟哦着“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之缥缈声韵……
看起来，一切又柳暗花明了。然而，承袭了前任上司年希尧两样官职的唐英，似乎开始重蹈覆辙。由于淮安关务太过繁忙，与景德镇又相隔三百余里之遥，唐英升任淮安关使后，一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初春才有机会重莅御厂署，近三年无法亲力施为，其间他曾奏请改派协作人员，谁料协造员默尔森额在乾隆二年到景德镇之后却一病不起。于是，乾隆三年十月，唐英第一次受到了皇帝严厉的责备。据乾隆记事文件的记载，乾隆皇帝对唐英瓷器烧造不佳很生气，并讯问道：“今年送来瓷器甚少是何缘故？着问送瓷器人。”
也许是唐英在淮安的工作更出色，乾隆四年任满后，本以为可以重新驻厂督陶的他又被调往江州（九江）钞关。这年二月二十八日，唐英照例来到景德镇窑厂巡视，发现默尔森额病无起色，很是忧虑，眼看着自己十多年来的心血和努力将要付诸流水了，他权衡再三，又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皇上俯鉴，宿关、御窑厂相距遥远，制造不能兼顾，恩允奏请俾得专司窑务。”他想请辞九江关使职务，而能专心长驻景德镇督陶，这一奏请却未获批准。
过了两年，纠结中的唐英又被卷入一场调查中。
乾隆六年（1741年）二月，一位名叫六十三的官员被皇帝派到景德镇。他名为陶务协作员，实则是来调查御窑厂和唐英的问题。由于官窑的生产质量大不如前，又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圣上怀疑是否唐英的操守或工作能力发生了问题？四月，皇上的责难又发到了景德镇，说唐英“烧造上色之瓷器甚糙，釉水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唐英为此写了报告解释，但无济于事。五月，景德镇御窑厂又被叫停了。不仅如此，皇帝还命六十三严査历年烧造生产开销，并造册奏闻备查。从有“国朝瓷器美无匹”之赞誉的“唐窑”，到被怀疑为官的忠诚和操守而下令御厂停烧，60岁的唐英内心充满着外人无法想象的难堪与煎熬。
调查进行了半年有余，“稽查员”六十三确认了从雍正六年一直到乾隆五年唐英在职务上并无重大过失后，才去职返京，御厂也因而得以复烧。
由于默尔森额的病，十二月，皇帝又改派监理协造员老格。老格不谙烧造生产事务，唐英每次赴厂多与他细加研究并悉心指导，老格亦留心学习且悟性颇高，逐渐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自乾隆七年（1742年）后，景德镇御窑厂的陶务经管形成了唐英搭配老格的最佳模式。
瓷业城市的推手
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这位嗜好繁复精美之风的乾隆爷，似乎还是看不上唐英殚精竭虑为他烧造的瓷器，甚至都不顾其效命三代君王的苦劳，这是为何？
或许，雍正和乾隆两代君王对瓷器的不同品位和要求正是个中缘由。
在效命于雍正皇帝的七年里，唐英对皇帝“精细”、“雅致”的“内庭供造之式”揣摩得十分透彻，在精细的白瓷上，还创制了优雅的粉彩瓷，深得皇帝的欢心。后世君主乾隆皇帝，在陶瓷品位上，却大大迥异于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本身好大喜功，追求超越前人所制，在官窑瓷器上也有这样的诉求——不仅强调“内廷”的御用风格，而且要求瓷器上的新奇精巧，使其能承载更多寓意，因为皇帝认为完美无瑕的御器乃是圣人至德的显现。
唐英当然懂得迎合乾隆皇帝，一种流传至今的瓷器类型——转心瓶，便是其努力迎合圣意的创制。
在近代学者许之衡所撰写的《饮流斋说瓷》中，有对转心瓶的描写：“瓶之腹际玲珑剔透两面洞见，而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似美术雕刻之象牙球者然。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对照这个描述，来观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霁青描金游鱼粉彩转心瓶，更能体会唐英在创制这一器形时的匠心独运：那宝蓝色的瓶身上开了4个小窗，只需转动瓶心其上栩栩如生的金鱼便在瓶子上游动起来……
如此繁复的瓷器，制作工艺同样繁复首先要分别烧制精心计算尺寸后的内瓶、外瓶口颈、外瓶肩腹，然后将组合好的三者再次送进窑火中固定。窑火中存在诸多变数，分别烧制的三者是否能相互配套？组合烧制时高温会不会破坏内瓶上的彩画？这些在当下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被唐英一一破解。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唐英执掌的御窑厂曾经先后烧造数件可以旋转的瓷瓶及瓷碗等。
然而，即便唐英竭尽所能，但苛刻的乾隆皇帝仍不满意。
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皇帝忽然发上谕，要求唐英自行赔付于乾隆元年、二年烧造不佳的官窑瓷器，共计“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三厘三丝五忽三微”。这一笔陈年旧账，乾隆皇帝却连一丝一毫都算计得很清楚。这种“溯及既往”责任制的惩罚，几乎让唐英一贫如洗。
又隔了五年，乾隆皇帝想起自己交付唐英烧造的观音还没烧好，说道：“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诚’烧造。”这年十一月，唐英再次因烧造不力被惩处，罚进呈的4738件瓷器之钱粮不准报销。乾隆十五年七月，这样的处罚情节第三次上演。而在两个月前，年届68的唐英因督陶不力，已被调任至粤海关。直到年过古稀，唐英才被重新调回九江钞关再行兼理陶务。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重返景德镇时，他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重来古镇匪夷想，粤海浑如觉梦乡”。四年后的秋天，75岁高龄的他请辞退职，冬天便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