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其领袖真正算得上是农民的只有陈胜、吴广和刘邦。当陈胜、吴广被消灭后，真正的农民领袖就只有刘邦。其余的起义军领袖，都是贵族的后代。
陈胜、吴广成为农民领袖，其实是被逼的。是因为秦朝法律太过严苛，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造反。
之所以真正的农民成为农民领袖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一个号召力的问题。由于周朝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低等级的人，很难突破自己的身份，成为高等级。因此，在老百姓的心中，都觉得“王侯将相有种”。只有王侯将相的后人，才有资格成为王侯将相。如果其祖上不是王侯将相，那么大家很难把他拥戴为领袖。
（刘邦）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作为身份是农民，而且祖上也从来没有“阔过”的刘邦，在起义的时候，却被大家推举为领袖。而且大家一直很拥戴这个领袖，直到他当皇帝。
说起来，在整个沛县发动起义的时候，最有资格当领袖的，应该是萧何。萧何的祖上是不是贵族，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萧何是一个读书人，他懂得非常多的知识，这说明萧何的祖上应该不会是平常人。毕竟在那个年代，能够读上书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家里没有一点传统，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萧何的祖上，除了很可能是贵族外，萧何当时还具有极大的威望。有两件事可以证明萧何的威望。
一是吕太公迁到沛县来居住，沛县的县令给吕太公办乔迁酒宴的时候，萧何是主持人。主持人当然是最有名望的人才能当，由此说明萧何的名望在当地是很高的。而且萧何在酒宴上还制定了一个根据贺钱多少决定坐席的规矩。这个规则应该与当时的礼仪是不合的。不合，而萧何敢于制定，大家还都按照这个规则来执行。由此也可见萧何的声望。
二是萧何能够把整个沛县城里人鼓动起来，让他们杀掉沛县县令。县令当然是沛县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这个沛县县令似乎在各方面都听萧何的。就比如上面讲到的吕太公的乔迁酒宴，还有把刘邦召回来保护城市这一点，县令都听萧何的话。后来，当刘邦回来而县令不让他进城的时候，萧何立刻就号召百姓杀掉了县令。萧何只是一个文官，手中又没有兵权，却能把大家号召起来杀县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威望与县令是不相上下的。
（萧何）
既然萧何身份不凡，威望很高，办法很多。可是最终，大家却拥戴刘邦为首领，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史记》上曾有记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当时萧何等人害怕造反的事情不能成功，朝廷反扑过来，把沛县的农民起义军给灭了。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承担责任。萧何、曹参等人怕承担责任，所以才这样做。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如果真的起义失败了，作为承头的刘邦，肯定会负责任。朝廷对刘邦的处罚，肯定会很重。但是，难道萧何等人就逃得掉惩罚吗？秦朝的法律那么严苛，就算是一点过错都没有的人，也要负连坐的责任，难道参与其中的萧何，会没有责任吗？再说了，就算萧何不当这个头领，在整个沛县起义中，把刘邦迎接回来，杀县令，策划谋反等事情，都是萧何组织的。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萧何能逃得掉吗？
（刘邦起义）
所以，《史记》上的这个记载，应该只是司马迁的一种猜测，与真实的情况是有一定距离的。
萧何之所以要立刘邦而不自立，既是他对自己有个清醒的人，也对刘邦有个清醒的认识。萧何知道，虽然自己在沛县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但是自己有两大缺点：一是不够团结人，二是胆小怕事。从萧何在吕太公的酒宴上的做派可以看出，他确实不够团结人。后来，当刘邦怀疑萧何的时候，萧何采用自污的办法来解困，又可以看出萧何确实胆小怕事。司马迁虽然对萧何拥立刘邦的决定说得不够准确，但萧何胆小这一点，却不是假的。
而刘邦则不一样。刘邦在这两点上与萧何相反。刘邦就是胆大，不拘小节，无拘无束。同时刘邦总能网罗一大帮兄弟。这一种特性，就让刘邦天然具有领袖气质。作为起义军首领是最恰当的。
应该说，正是萧何对自己和刘邦都有充分的认识，为了能够成大事，因此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坚决扶立刘邦起事。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