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云十六州虽然能提供稳定财源，却不足以支持契丹效仿北魏、实施举国汉化。所以，契丹始终不能彻底放弃草原底色。因此，契丹虽有五京制、虽有首都，但是其政治中心却是四季流动的捺钵，汉语翻译是“行营”、“行在”、“营盘”的意思。其实，用另外一个词更合适，就是“牙帐”。隋唐以来的草原可汗们都是“牙帐”议事，可汗走到哪里、可汗的牙帐就设在哪里。
于是，大契丹或大辽，就是一手握着幽云十六州的财富、一手握着草原游牧骑兵的武力，实现了一种可持续的统治。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也不断加速汉化，辽朝皇帝和契丹高层也逐渐接受了中原文明和礼乐制度。于是，北宋和契丹之间，也就有了统一的语境，大家说话能说到一起去了。
公元1042年，契丹趁宋夏战争之机，陈兵边境，要求增加岁币。于是，北宋只能每年又增加了银十万、绢十万。但是，比这更让契丹高兴的却是一个字，以前是向辽“赠”岁币，修约后则是向辽“纳”岁币。宋辽之间已经打起了文字游戏，原因就是大家语境一致。所以，宋辽之间就能够在战争之外，找到处理问题的更好方式，而澶渊之盟也就能一致管用。
04.和平的危害：大宋无意草原
凯文凯利的《失控》，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均衡即死亡。一旦均衡也就放弃了改变、不再变化。所以，另外一句话更为明晰：均衡态不仅意味着死亡，它本身也是死亡状态。
大宋和大辽之间，恰恰实现了某种均衡态。不仅两国之间实现了均衡，甚至各自的内部也实现了均衡。北宋的商品经济活力四射，大辽的皇帝不再担心篡位。这是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红利，但这种红利也有危机。
北宋名臣王安石和富弼就看到了澶渊之盟给大宋带来的危机。一个是“忘战去兵”，河北边军和中央禁军一起荒废，后期根本就打不了仗。另外一个是武将地位持续下降，重文轻武的风气日益加剧。金灭辽十年，灭宋只需一年，原因就是大宋已经彻底不知道怎么打仗，也不知道还需要打仗。
往往都是局势改变人，而人改变不了局势。大宋一直重文轻武，宋初确实有这个制度端倪。但这个制度能不能落地得看局势。局势就是国家不用打仗了，大家想着怎么赚钱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武将在朝中没地位、士兵在民间也没地位。唐朝有边塞诗，而大宋只有风月词。
对大宋如此，对大辽也是如此。巅峰之时，大辽横跨整个草原。但是女真崛起，一个东北胡人部族就把大辽打得落花流水。要知道大辽的主体是草原帝国，草原骑兵这个传统的最强军事存在，也是大辽的王牌。但大辽恰恰败给了女真，最后灭国灭得比北宋还彻底。
女真崛起，给大宋的外部形势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那就是草原上已经没了稳定的博弈对手，大宋必须自己面对草原问题。
那大宋为什么不继续效仿与大辽的模式，处理与女真的关系？因为女真和大辽不同。
首先女真刚刚崛起，它还在马背上，就得马上打天下，所以发动战争是难免的。从根子上说，女真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博弈对手。
其次女真还处于强盗阶段，跟大辽还能讲道理，因为大家语境一致，跟女真就没啥道理可讲了。因为你讲道理，它要打你；你不讲道理，它也要打你。
大宋在处理与女真关系上，确实有各种无脑的背信弃义。但是，背信弃义与否，都不重要，女真肯定要打大宋，这个问题的主导权不在大宋，而在女真的大金。靖康之耻，女真抓了大宋的两个皇帝和宗室百官。然后呢？然后接着打，打服了也不行，也得打。战争，是女真所以崛起的必然手段，谁也挡不住。除非女真打不动了，它才会停手。
大宋呢？
战争手段，自己玩不了，从朝堂到社会再到军队，大宋就是不会打仗。
但是，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大宋已经学会打仗了。岳飞北伐打得就很不错。同时，这时候的大宋也有了自己的名将，除了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等。
战争，比拼的是力量，而力量一定要根植在综合国力上。北宋和南宋的综合国力，怎么也比大金强、比草原强。所以，只要大宋这部国家机器发动起来，一逞武功是没问题的。
名将，是评价战争胜负的聚焦错觉。之所以有名将是因为有强兵，特别是古代传统战争时期。所以，大宋之所以有名将，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在军事上实现了升级，有了自己的精锐部队。依靠徽钦二帝时期的北宋军队，大宋到死也培养不出名将来。
但是，国家机器也好、战争机器也罢，都需要大脑和中枢来支配。大宋的朝堂中枢，不会处理草原问题。自建国开始，大宋就没有机会处理草原问题，也不想处理草原问题。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
这是北宋名臣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直接把秦汉武功、列为反面教材。
司马光，是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想法。而北宋恰恰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士大夫的意志，就是朝堂意志，也是大宋的国家意志。
在士大夫们眼中，皇帝就不能去开创秦皇汉武的功绩，因为你是武功昭彰了，而老百姓却要生灵涂炭。所以，两宋不是没能力处理草原问题，而是压根就不想处理草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