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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政府看到用少量的金钱便可以换来和平，在他们看来似乎找到了一条永久的和平之路，那就是“用金钱换和平”，而且这点金钱比用兵打仗的成本低了很多，对于北宋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因为北宋政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以说是最有钱的王朝，也是最为富庶的王朝，因此“用金钱换和平”就变得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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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国这个问题上，北宋还不是受害最深的，最厉害的要数西北的西夏国，自打元昊继位以后，宋朝的边塞隐患就算是起了，从公元一〇三九年开始一直到公元一〇四四年，短短的五年间，元昊就带兵数次侵扰北宋边境，而且屡次打胜仗，北宋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兵耗严重，百姓的农业生产也遭受重大破坏，有的地区很长时间缓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北宋被迫议和，向西夏封王纳币，史称“宋夏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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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姑务羁縻，以缓争战”，主和反战的主张占据了庙堂的主导地位，所以被动的防御政策就在此后北宋王朝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国策。
4、防弊太甚
自从赵匡胤建国以后，就一直存有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家训，处处设立障碍，使军事将领们畏手畏脚，不敢越权指挥作战，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导致的政权更迭在北宋统治者心中留下的烙印太深了，以至于像防贼一样地防范朝中的各级大臣，尤其是军队的各级将领，不断削弱外放官员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官吏“鞭长莫及”，离自己太远了不好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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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防范和控制，朝廷设置了诸多的机构使之相互制衡，命令以前节度使所辖的州郡的军事指挥权直属中央；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物对中央负责；在地方设立转运使，管理一切财政事宜，听命于中央。
建立枢密院，三衙统兵体系，进一步削弱了武将的兵权，枢密院是主管军事的最高机关，与主管行政的中书省分掌文武大权，“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枢密院掌管兵符，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主帅则由皇帝临时任命，从而将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有效削弱了武将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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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如需要军队防守，一律由中央调遣，一年一换，称为“番戍”，将帅之间的调动异常频繁，最终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彼此之间互不信任，战事期间更是出现了将调不动兵的现象，使将帅沦为孤家寡人，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这里也成了空谈。
二、军队内部滋生腐败
1、军队高层腐败
在北宋的军队内部还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可以进行营利性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军队可以做生意，而且是在各朝各代当中规模和力度是最大的，军队除了可以从事一般性商品的买卖外，甚至可以进行一些违禁商品的买卖，因而产生了暴利，这些庞大的资金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经费紧张的问题，增强了戍边装备的能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军队腐败的温床。
2、出现大量逃兵
军队内部的腐败致使一些将领的胆子越来越大，最后竟然非法役使士兵从事一些与军事无关的劳动，用来满足自己的某些私欲，比如，让士兵去修建房屋、种粮种草、伐树烧炭，甚至纺线织布、刺绣等妇人从事的一些劳动，此等乱象朝廷三令五申，屡禁不止，由于士兵长期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下降，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缺失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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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将领克扣士兵的军饷、口粮、军用物资，甚至向士兵放高利贷，致使士兵在军队的地位极其卑微，生活难以为继，此时的士兵在这些将领的眼里就是他们发家致富的工具，导致大量士兵开始出逃。
北宋时期的军队逃兵现象很严重，从初期的个体逃兵出现，到后期的大范围出现逃兵，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军事制度的缺陷和军队内部的腐败。
逃兵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两个，一个是士兵数量严重不足，另一个就是军纪被严重破坏，后来朝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逃兵和将帅的奖惩挂钩的制度，然而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给这些将帅虚报士兵数量“吃空额”创造了便利条件。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无疑是战争取胜的法宝，而北宋王朝属于中原地区，马匹的品种和生存的环境都不如北方的契丹和西夏，即便宋朝当时财力雄厚，可以向北方地区买马用以充实军力，但是买回来的马匹也是需要合适的地方进行饲养，这些北方的马匹需要在高寒地区和水草丰满之地才可以生存，而到了北宋的中原地区和南方适应能力很差，久而久之各方面的能力就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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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天生就是骑手，在马背上出生长大，善使弓箭和长矛，几乎是全民皆兵，马匹更是出色，数量充足，在这一点上已经占据上风。而北宋要想训练一名好的骑兵，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能够形成战斗力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沈括曾经说过：“以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马，今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