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前几年大火的影视剧《大明1566》之中，更是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在明嘉靖年间，唯一敢于指出皇帝错误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
当然实际上，海瑞也确实上过那封著名的《治安疏》，而且也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声音。只不过在封建集权的古代，这种舆论对国家政治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海瑞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政治地位，也远没有影视剧中刻画的那么重要。
海瑞祠堂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在中国古代律法成型的历史上，海瑞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就像是明代思想界的王阳明一样，成为中国传统律法的集大成者，根据其审案习惯而总结出来的“海瑞定理”，更是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巅峰。
那么，海瑞定理是什么？这种定理又是如何从一种海瑞个人的审案习惯，变成一种法律定理的呢？一、公平定理，是“海瑞定理”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律法走向成熟完善的标志
律法是社会的准绳，保证律法的公正，是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法律的基础看法之一，但在明代社会，官员在审判案子的时候，因为强烈的主观性，所以并不严格的依照是非对错来判案，而是秉持所谓的“四六法则”。
根据记载，海瑞之前，明代江南官员们是这样判案子的：“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方息得讼。谓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与原告以六分罪，亦必与被告以四分。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愤激再讼。”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当遇到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的时候，官员们在明知道原告和被告谁对谁错的情况下，也依然秉持着“和事老”的思想，给错的一方六分罪过，也一定要给对的一方四分罪过。
朱元璋
举个例子，以骗钱为例。一个骗子骗了好人的钱，好人告到官府，结果官府最终判定，固然是骗子骗人有错，但好人你自己傻也应该承担结果，所以被骗的金额好人拿六分，骗子拿四分。
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何？当然是为了息讼，也就是说官府怕麻烦，这样“平事”一面再告上来。
而海瑞定理中的第一条，就是“公平定理”，即不管是你是原告被告，只要是你犯了错的，那就一定是你承担责任。骗了别人十两银子，你就必须还十两，还且还要承担罪责。
毫无疑问，公平定理的出现，让中国古代律法体系趋于完善，保证了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启发现代社会律法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二、差别定理，是“海瑞定理”的发展，集中体现着中国古代律法与人情结合的典范
中国有句古话，叫“律法不过人情”，这句话后来被过度解读，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例证。
明代锦衣卫
但实际上不管是这种思想，还是对这句话的理解，都是不对的。首先一个事实是中国古代的律法执行，却是很多时候都受到官员们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导致一些不符合律法公平的现象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律法制度不完善，实际上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律法制度的起源和完善，一直是领先于时代的。
另一方面，将“律法不过人情”理解为官员们徇私舞弊的借口，当然也是不对的。所谓的“律法不过人情”，这其中的“人情”跟现代意义上的人情不是一回事情。
这里头的人情，是这两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人的情绪”。从法律的起源来看，律法的建立，当然是为了满足“人情”的需要，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希望有人来帮自己声张正义，有人亲人被杀害的时候，希望杀掉仇人来报仇，这都是情绪。
律法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在这样的负面事件之中的当事人的情绪，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公平。对的，没错，完全没必要自作多情，认为律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个体的公平，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古代衙门
而海瑞的“差别定理”，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对于中国古代律法制度的一种发展和完善。
所谓的差别定理，说起来很复杂，但总结下来就是几句话：“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文言文说起来很绕口，也很长，但总结成白话文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案件之中，涉嫌经济纠纷的，尽量偏向小民。涉嫌文化纠纷的，尽量偏向乡宦。
当然，这种差别定理的前提，是建立在公平定理失效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当事双方谁是真正的过错方。
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纠纷，也确实没有明显的过错方。
对于法律来说，讲求绝对的公平似乎才是最正确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海瑞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明目张胆的偏向一方呢？
实际上这就如同前面所说，是从律法的初衷去考虑的。律法从诞生起，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穷人和富人经济上的纠纷，对于穷人来说如果没了那些钱，他可能就生活不下去，就要作乱。当然不利于社会稳定。
丘浚，海瑞同乡，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
相反，穷人和富人文化上的纠纷，海瑞所处的年代国家是靠乡绅统治地方的，你把乡绅的名誉搞臭了，他还怎么服众，这对于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都是不利的。
所以说，差别定理，实际上是基于公平地理的基础之上，海瑞出于一个封建官僚维护自己政权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作出的自然选择。三、 疑罪从无定理，是“海瑞定理”对中国传统“慎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