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退守关东还是进取中原，清朝为何最后定都北京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1644年4月23日)，李自成率领军队进攻北京城，次日攻入城内。随后，崇祯皇帝自缢而亡，延续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在盛京(今沈阳)继位，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次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四月初八(1644年5月13日)，顺治皇帝赐睿亲王多尔衮“奉命大将军”印，命其“代统大军”。次日多尔衮下令，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一律从军，倾八旗之力，大举南下。
李自成率军进驻北京后，起义军将领沉溺于歌舞升平，并没有在山海关一带进行必要的军事部署，仅派降将唐通率数千人前往山海关接管防务。原守将辽东宁远总兵官吴三桂受命入京，至通州时，闻家人传信，怒返山海关。山海关城池坚固，重兵利炮，清军虽曾兵临城下，但从未攻陷。有鉴于此，多尔衮拟绕道蓟州、密云等地入京，行至翁后(今阜新)，接吴三桂求援信，才转往山海关。李自成听说吴三桂投降清军后，便亲自率军东征。李自成的大顺军队在山海关内石河一线、护城内外与吴三桂军交战时，吴三桂一方虽居劣势，但仍勉力支持。当晚，清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急驰前往，愿剃发称臣。双方力量会合后，大顺军队在力量对比上转而处于不利境地，但清军仍待双方力疲，才加入战局，大顺军不敌，溃败西逃，清军随之入关。
李自成败退回京后，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在武英殿匆忙即位，随后撤离北京，拟回师陕西。五月初二(6月6日)，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此前八旗大军也曾数度南下，在与明朝军队的对阵中一直是胜多败少，清太宗时期清军几次入关，甚至兵临北京城下，但终因时机尚未成熟，不得不议和。在对明朝军队作战中，清(后金)政权长期以财帛、子女为主要目标，往往大肆劫掠后就与明政府议和，长期战乱让百姓对呼啸来去的八旗大军心怀畏惧。
这一作战模式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清政权的军事实力和物资储备还不够充分，当时的清政权还没有做好进取中原的准备；其次，游牧民族的遗风尚在，关内肥沃的土壤和安定的农耕生活对八旗子弟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们享受农耕文明带来的物质生活，却并不打算将自己和土地绑在一起；同时，截然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异族文化也让他们不安，不少满清贵族担心即使攻占了大片土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控。
努尔哈赤曾提出北京、南京等地不应是一族一人所有，应由满、汉轮流居之，颇有些打算逐鹿中原的意思。但占领盛京等地后，诸王贝勒有意继续南下，他却阻止说，昔日蒙古人占据中原，却受汉族风俗影响，失去了彪悍的民风，我们不如居山海关以东，让汉人居山海关以西，互不干涉，不是很好吗?在许多满清贵族身上都可看到努尔哈赤这一思想的影响，他们对中原的感情是那么复杂，有不甘、有渴望、也有恐惧。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吴三桂冲冠一怒，选择投降清政权，这一切使得此次入关之路格外顺遂，但在进入北京之后，仍有不少满清贵族打算再次撤退。
清军进入北京后，是否迁都北京、是否继续南下等问题，在诸王大臣间引起了激烈争论。许多满清贵族依然留恋旧日的生活环境，并不赞同迁都，如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就明确表示反对。他抱怨攻取辽东时没有大肆杀戮，导致许多清军被当地居民所杀，建议趁如今威势正盛，屠戮京师，尽情劫掠，然后“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积极支持迁都，并建议乘势南下，范文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清军出征前，范文程便建议多尔衮改变“惟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他认为中原多年战乱，百姓的生存压力很大，非常盼望有明主能统一天下，从此安居乐业。范文程建议清军应该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保留熟悉地方政务的明朝官吏，维护百姓的日常生活，努力争取民心，稳定所占领的地区，为进一步夺取中原做好准备。范文程深得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的器重，其影响力可谓文臣中第一人。这一建议高瞻远瞩，对清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摄政王多尔衮也不赞同阿济格等人退居关东的保守战略和专事屠戮劫掠的短视做法，他认为既然占领了北京，就应该立即迁都，将政治经济重心移到关内，以便进取中原。但此时的多尔衮或是范文程，是否坚信清政权能够统一中国呢?恐怕未必。当多尔衮仍将剃发易服作为归顺与否的标准时，有官员进言，认为强制剃发不利于统一大业，多尔衮回答，不过“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罢了，范文程上书也只说“大河以北”可轻松平定，足见当时清政权对统一全国尚未形成完善的作战计划和行动纲领，只是且行且看而已。
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1644年6月28日)，多尔衮下令:“摄政王令旨，谕诸王及大臣知悉，蒙天眷祜，抚有中原，际此景运，尔等宜各尽厥职，务克清忠，自有分内富贵，倘不以此存心，惟图目前之利，或贪溺财货，明干法纪，或暗受贿赂，徇情卖法者，论功之日，纵有厥功，亦不叙录，是止为一时之利，而不为子孙久远计矣，特谕。”这一命令明确了清军进发的方向，坚定了继续南下的脚步。顺冶元年六月(1644年7月)，多尔衮与诸王大臣就迁都问题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