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更彪悍的是：光武帝还要“鲁班丝血五杀、单挑敌方水晶”。
带了3000人挖地道，杀进了42万莽军团的中心打仗，要实施什么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没成功，但是刘秀却把42万莽军团给一举击溃了。
这就是莽新王朝的奇葩历史。
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一个趋势是：逐渐儒化的大汉帝国及其一众精英，越来越执着经传本本、越来越迷信儒家教条，越来越理想主义，所以越来越不切实际。
儒家是讲故事的，他能够发挥统一思想的作用。
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就发挥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
儒家能够凝聚天下人，天下人相信一套礼乐的故事。
儒家能够提供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仁义给出了判断。
儒家能够为统治者提供辩护，皇帝制度、伦理秩序，儒家在帮着建构合法性。
但儒家这套故事不允许被教条主义，一旦教条了，那就是把儒家给玩坏了。
而其结果就是各种奇葩的骚操作。
一旦儒家被奉为圭臬，法家就会式微。
而法家是做事情的。
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儒家可以用，但不能执着，政治是杂家，所以干事情必得霸王道杂之。而所谓霸王道杂之，主要就是法家。
执着于儒家教条，不是王莽一个人，而是一众儒家官僚和儒家知识精英。
而时代思变，但变不得法，归于儒家教条的变法就是各种奇葩改革。
王莽奇葩，是一个时代的纠结强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所以，很多看起来不正常的东西，就会出现。原因就是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在某种思想理念中都有出处，天下要按照理论去设计了。
但这种理论，究竟是对是错、是好是坏，谁也不知道。
成帝时期，天灾异象不断，于是丞相翟方进被烧死，因为天人感应，负责阴阳协调的丞相就得谢罪。
按照儒家理论说教，丞相会被烧死、以死谢罪。那继续发展下去，儒家理论说教就会烧到皇帝头上。
于是，公元8年，汉皇帝刘婴按照儒家经典的说教，把皇帝之位禅让给了王莽。
皇帝王莽的种种奇葩改革，都是儒家理论说教的实践，王莽不是凭空自己琢磨怎么样设计国家，而是在按照儒家经典去设计国家。
比如官制改革：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
比如礼乐改革：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其他诸如土地改革、币制改革以及外交改革，都是源自各种儒家经典的只言片语。
但是，在王莽及其一众儒家官僚眼中，这些只言片语就成了金科玉律。他们要按照这些金科玉律严格设计这个国家、这个天下。
王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一个人在奇葩。
人心思变
还得说到汉武帝。
为了能打败匈奴，汉武帝已经进行了剧烈的国家改革。
比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实施了盐铁官营和货币垄断。
那么这个政策结果是什么呢？
老百姓可以种地、可以勉强生计，但却没有了发财的希望。
当然可以打仗当兵，跟秦制一样，立功封侯，但战争的风险指数太高，关键是武帝之后虽有战事，但已经大为减少了。
所以，普通人就没了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的希望。
没了希望，就会生出不满，虽然不至于造反，但会怨天尤人。
再如，为了加强皇帝权力，汉武帝设置了内朝，削弱丞相权力。
皇权加强，会有什么结果？
雄才君王，则天下无敌；弱智皇帝，则天下鱼肉。
但这都是极端情况。
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外戚做大。
而王莽就是一个外戚。
外戚们不用在三公九卿、郡守县令的体系里摸爬滚打了，他们只需要进入内朝就可以。
而且身为正常官僚体系的外朝，他们的意见也不再重要，仅是一群干活的人。
武帝为防外戚专权，都把太子的母亲宰了，但到头来就是没有防住。
中央是外戚掌权，而地方呢？
也没好到那里去。
汉帝国的察举制，汉武帝给加强了，这便造就了地方豪强。
所以，能进入官僚体系的，能出人头地的，能建功立业的，要么是外戚，要么是士族。
于是，社会阶层便只能固化。
如此形势之下，便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人心思变。
世界得变一变、国家得变一变，朝廷得变一变。
所以，王莽篡汉，没啥阻力；王莽改革，支持满满。
王莽，他的改革，能够得到整个时代的加持。
总结：儒家还是儒家，它不坏，但却可以被人玩坏
王莽改革，是奇葩。
王莽打仗，更是奇葩。
新汉昆阳之战，是新莽王朝各种奇葩的集中绽放。
为了剿灭南阳更始政权，莽新王朝组建了一支风流与嚣张兼备的42万莽军团。
朝堂三公，做领兵大元帅，这是一个豪华的前敌司令部。
州郡牧首，做大军部将，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指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