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末期，在司马氏掌握权柄，逐渐成为曹魏皇权最大威胁，但是曹魏皇室宗亲经历魏文帝和魏明帝两代持续的打压政策，已经没有了对抗司马氏的能力，而曹魏末期主要的针对司马氏的“反叛”都发生在淮南，也就是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先后叛乱，但都以失败告终了。
那么三次针对司马氏的军事反抗都发生在淮南是巧合吗？为什么三次都失败了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淮南，在淮河以南到长江沿岸的地区，虽然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且三国时期历经战乱，优势曹魏和孙吴交战激烈的地区，不过这恰好成为了淮南一线，能够有起兵资本的原因。
淮南在袁术时期民生是比较惨的，袁术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馀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对于这位早期混的不错，后期却搞出称帝这部臭棋的诸侯来说，他本来也没打算长期经营自己的底盘。
而且淮南的确在曹操时期还经历过一次被动的人口大迁移，简答来说就是曹操见和东吴战事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所以就有了前夕淮南百姓的意思，这和刘备打的汉中之战基本上就是一个套路，迁走战区的百姓，可以令对手进攻时遭遇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即便对手打下了底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经营才可以作为前进基地。
当然曹操不能明着说，所以对外说的是，避免江淮百姓被东吴所袭扰，但是当时蒋济就极力反对，《三国志.蒋济列传》记载，蒋济劝诫曹操，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但是曹操没有听从劝谏，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
《三国志.吴主传》也是记载了，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曹操也没有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反倒是帮了孙权一把，要知道孙吴底盘虽然广阔，但是大多是未开发之地，缺的就是人口，曹操到是直接送了10多万百姓过来。如果说淮南三叛发生时，淮南还是这种情况的，基本上就存在什么反叛。
淮南成为可以起兵之地，还要多亏了邓艾，是他的策略在数年间开发了淮南地区，为淮南三叛打下了基础，《三国志.邓艾传》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宣王奇之，辟之为掾。邓艾期初因为口吃问题被人嘲笑，自然就得不到重用，是司马懿（也就是宣王）看到了他的才能，启用了邓艾。
也恰恰是邓艾，在曹魏国策指定灭吴蜀之时，受命去淮南一线考察，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邓艾在实地考察后，上书建议将淮南一线建立成为灭吴的粮草基地以及前进基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开凿河渠，不仅可以立于屯田，本来南方的气候就利于耕种，开凿河渠除了可以利于灌溉，增加粮食产量，为大军积蓄粮草，同时也是可以利用水网，极大的提升曹魏后勤补给能力，也利于部队的集结调动。
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也就是淮南地区在曹芳正始二年开始，就成为了曹魏压制孙吴的重要战略之地，而淮南三叛的第一叛，是王凌在嘉平三年发动的，那时淮南已经被建设了10年，淮南有起兵反叛的粮草基础，还有人口支持。
毕竟当时百姓是用脚来选择适合生活之地的，曹魏不行就跑向孙吴，孙吴不行就跑向曹魏，在毌丘和诸葛诞叛乱中，都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记载，《三国志.毌丘俭传》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三国志.诸葛诞传》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馀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
这里的新附百姓应该就是邓艾主建的建设淮南策略实行后，淮南之地成为了极其富足之地，战乱之中这样的地方就是最能吸引百姓的，所以说，邓艾的屯田之策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有利于曹魏的事情，也就是吸引百姓来附。有粮食有人口，就有割据一方对抗朝廷的实力。
淮南之地能够连续三次发生叛乱，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淮南之地位于前线，自古前线就容易发生叛乱甚至投敌的事情，而且因为靠近东吴，也比较容易找到外援。
同时淮南之地是曹魏四大军事区域之一，也就是和东吴多次发生激烈交战的东线战区，曹魏在淮南一线布置重兵，双方围绕合肥这个重镇先后打了5次大规模战役，只是每次东吴都铩羽而归，孙权更是被张辽打出了孙十万的外号，而面对东吴不断的军事挑衅，曹魏就必然要赋予淮南一线主将自由的指挥权利，一般是镇南将军，手握重兵，又有较为自由的军权，又处于边疆，又有粮草人口基础，多次发生叛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种相对自由的军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三国志.王凌传》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这是王凌打算起兵之前干的事，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即便自己是淮南一线，曹魏军事的主将，但是已然无法随意调动全部军队，还是需要朝廷的授权。
而三次淮南之叛都失败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次叛乱都带着些私心，也就是名义上都是为了支持曹魏皇室，清君侧，铲除司马氏，但是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发动叛乱都有着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