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这是我们现代人对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曾国藩对做人的一种态度和观点。?
01 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是曾国藩在京城作官期间写给弟弟们的一封信。信中曾国藩表达了自己对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好人的认识。并且对四位弟弟提出了做人的根本要求，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做人的基本准则。
在信中，曾国藩说：“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
意思是说，要做一个好人，第一要在这个地方下手，能使得鬼服神钦，见识自然能一天天增进，志气也会渐渐变得刚强。不然的话，便会不知不觉地坠落到卑污一流中去，必定有被人看不起的一天，不可以不慎重。
“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当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应，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诸位弟弟现在正处在极好的时候，家里事有我一个人担当，正应该做一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的人，名声一旦传了出去，信义一经确立，随便说一句，无事不成，没必要贪那些小便宜。
可见，曾国藩特别强调一个人的信义，并且对一个人的名声看得很重，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也对弟弟们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能光明磊落，做一个有担当、讲信义的人。?
02迎养父母来京遇到难题
曾国藩是一个孝子，到京城做官后，总想着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自己也曾多次写信回家，希望能请假回家看望父母，但他父亲都没有不答应，于是他产生了接父母进京的想法。
“父亲两次手谕，皆不欲予乞假归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侧，不得不为迎养之计。去冬家书曾以归省、迎养二事与诸弟相商。今父亲手示既不许归省，则迎养之计更不可缓。”
父亲的两次信件，都说不想我请假回家，而我的意思是想天天服侍在父母身边，做不到在他们身边服侍他们，我不得不做迎接他们来我身边的计划了。去年冬天曾经与你们商量回家、迎养的事情，现在父亲不让我回家探亲，那迎养的计划便不可以推迟了。
接父母进京本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曾国藩却因为一件事而犯了难。曾国藩为难的地方是堂上有四位老人，四位老人中除了他的父母外，还有他的叔父和叔母。而叔母身体不是太好，不能长途劳累。
“所难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专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并迎，则叔母病未全好，远道跋涉尤艰。”
为难的地方是堂上有四位老人，如果专迎接父母，而不迎接叔父母，不仅我心里不安，就是父母亲心里也会觉得不安。如果四位都接来，又考虑到叔母的病还没有全好，远道旅行、跋山涉水的又非常艰苦。?
03曾国藩与叔父的特殊关系
从信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不仅孝顺父母，对叔父母也关怀备至。
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字高轩，只比曾国藩大四岁，年龄的接近，使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异常亲近。
幼年时，他们如“兄弟”般相处长大，叔侄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骥云处处关怀呵护曾国藩。
成年后，即使是离开家乡在外求学，抑或是在京城做官，或是在各地从政治军，曾国藩总是在家书中关心着叔父曾骥云的身心健康、起居生活，像对待父亲那样敬重着曾骥云。
所以此次进京，曾国藩就想到了叔父母，并考虑到四位老人如何安排进京的问题。?
04 迎养父母的计划
曾国藩考虑再三后，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接父母进京的计划，计划之周密让我等十分佩服。
“予意欲于今年八月初旬，迎父亲母亲叔父三位老人来京，留叔母在家，诸弟妇细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节后，即送叔父回南，我得与叔父相聚数月，则我之心安。父母得与叔父同行数千里到京，则父母之心安。”
我的意思想在今年八月上旬接父母亲和叔父三位老人来京城，留叔母在家，各位弟媳妇细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节以后，立即送叔父回南方，这样和叔父相聚几个月，我的心也觉得安了，父母能够与叔父同行几千里到京城，父母也安心。
“叔母在家半年，专雇一人服侍，诸弟妇又细心奉养，则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郁数十年，今出外潇洒半载，又得观京师之壮丽，又得与侄儿侄妇侄孙团聚，则叔父亦可快畅。”
叔母在家半年，专门请一个人服侍，各位弟媳妇再细心奉养，那么叔父也可以放下心来。
叔父在家抑郁了几十年，现在出来半年散散心，可以观看京师的壮丽，又可与侄儿、侄媳妇、侄孙团聚，叔父也可快乐舒畅。
曾国藩考虑到了每个人的具体感受，可见其做事不只考虑自己更关注每个人的感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随后，曾国藩对迎养父母和叔父一路上的行程做了具体的安排。连途经之处的车马安排都一一安顿好，可见其心思之缜密。
“在家坐轿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开船后，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汉口，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由汉口坐三乘轿至京，行李婢仆，则用小车，甚为易办。求诸弟细商堂上老人，春间即赐回信，至要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