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至1867年年对于德川幕府绝对不是一段好时光，德川幕府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先是1866年的第二次长州征讨里被长州藩打的节节败退，紧接着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家茂也一口气没上来就去世了，幕府军只能趁势请孝明天皇下一个诏书，好让幕府军能趁势和长州藩停战，以免进一步损失惨重。当然了，这面子肯定是丢光了，幕府这一次算是威严扫地，新上任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等于是接了一个烂摊子。
更要命的在于，孝明天皇又在1867年1月30日去世。他的去世十分突然，莫名其妙的就去世了。有一种说法是，孝明天皇死于日本贵族传统的贵族病'脚气病'，说白了就是精米饭吃太多，又缺乏副食导致维生素B1匮乏，最后引发了脚气病和一系列并发症。但不管怎么说，原本支持幕府的孝明天皇一死，对于摇摇欲坠的幕府而言，绝对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幕府的原本的大义，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就决定接受坂本龙马的建议，将权利还给新上台的明治天皇。于是就有了1867年11月9日的大政奉还，这在明面是德川庆喜把权利还给了天皇，还要设立什么议政局，搞什么公卿、诸侯共商国事那一套。但实际上，这就是德川庆喜在以退为进，那意思我已经放弃权利了，诸位就不要太过挤兑我了吧。换个角度说，他这是做出了一个态度，希望政府给他一个台阶下，但是德川幕府也没有因此取消。
但是政府那边也不是傻子，因为德川幕府这一手导致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因为他们决定的是要推翻幕府，而不是德川幕府自动让步。现在德川庆喜搞出这么一手来，政府反倒是停下了调兵讨伐幕府的举动。甚至原本一些准备倒幕的藩国，现在都开始去支持德川庆喜去了。准备在未来的议会里给德川庆喜一个位置，甚至让他成为议会的议长。等于说德川庆喜用一点小小的代价，差点换来了未来在新政府里的巨大权力。
不过这种混乱随着制政府在1868年1月3日，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而结束。因为《王政复古大号令》本身是在和德川庆喜唱对台戏，要把德川庆喜解散自己的势力，并且要他辞官纳地。这就导致了德川庆喜开始频繁活动，接触英法等国公使，要抓住外交权利，获得国外势力的认可。搞得政府一度要放低姿态，对德川庆喜示好不说，甚至于还承认德川庆喜依旧掌握全国权利。
如果情况继续发展的话，那么德川庆喜可能就赢了。但因为西乡隆盛让人在江户城里四处纵火和袭击幕府派的宅邸，所以说引发了幕府势力的不满，一众主战派强烈要求和政府军开战。德川庆喜迫于部将们的压力，只能放弃自己原本的计划，转而开始准备对政府军动手。当然了，他的本意也不是直接就要攻打京都，他是希望以武力威慑政府，然后获得一个和明治天皇谈判的机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所以在这种心理趋势下，幕府军也就没有真的做好战斗准备。虽然带了一万五千人的大军，但是却没有携带太多现代化的武器，这与同样进行了西式军队训练的幕府军的编制不符。士兵们大多也是身穿甲胄、携带刀剑，而且携带的枪支里没有装填弹药，携带的火炮也并无足够的弹药基数。这明显就不是准备来打仗的，说是来武装游行还差不多。
但德川庆喜不知道的是，虽然他是不准备打这一仗，可对面的倒幕派确实不那么想的。事实上，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而且是准备蓄意挑起战斗。他们根本不会让德川庆喜进入京都，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倒幕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在路上设立了路卡，不让德川庆喜进入京都，而且还蓄意挑起战火，反正就是一定要造成一种幕府军和政府军开战的态势。
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幕府军对代表政府的政府军开了火，那就说明他们是蓄意攻击京都，有意刺杀明治天皇。这么一来，倒幕派就能宣布幕府军都是国贼，将大义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谁手上握有大义，谁就是正义的一方，而另一方自然就是无义的奸贼了。甚至于大久保利通早就准备伪造了一面代表天皇大义的'御旗'，只要战端开启，他就会让部队拿出这面御旗，宣称对方是国贼。
而同一时刻，西乡隆盛也早就在京都布置了街垒工事，并在御香宫、桃山、龙云寺等地设置了可以俯瞰战场的炮兵阵地。一旦战斗开始，政府军随时都可以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居高临下的对幕府军实施炮击。而幕府军在接近京都之后，兵分两路向鸟羽和伏见推进的策略，也正好在倒幕派的计算之中，于是在1868年1月27日，幕府军向这两地推进的过程中，骤然就遭到了政府军的炮火打击，战斗顷刻间就爆发了。
此时德川庆喜也没了办法，只能让部队夺取鸟羽和伏见两地，力求攻克这两处要地，然后拔出御香宫等地的炮兵阵地。然而很不幸的是，幕府军实际上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因此攻击行动就变得非常失败。幕府军本身的人数优势又被街垒工事抵消不说，再加上缺乏现代化的武器，所以几次冲锋都是遭到政府军的万弹攒射。幕府军的攻击部队是一面顶着炮火，一面顶着政府军的火力前进，每前进一步幕府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