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老师就经常在论坛上贴史料，挨个点将，要我们写史料分析。那个时候，常熟图书馆将三个年份的《徐兆玮日记》点校稿放在网上。当时老师就特别注意这个材料，选了其中片段放在论坛上，让我们讨论。老师并且特别提醒冯志阳兄（周武老师的博士生，现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注意这个材料，因为那个时候志阳兄已经确定要写“庚子救援”，如今这本大著已经出版了。（《庚子救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徐兆玮日记》是一宝库，足可细细发掘。周三得悉志阳将有庚子之作。此十通函，为前一年士人心态的一个侧面，聊可备溯庚子之由来，故呈录以下。王泛森有《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陈瑚、陆世仪與蔚村》文，大陆学界反忽视此类发掘，可一叹。兆玮对此两人推崇备至，渊源自见。晚清常熟士人的经世思想，亦是一大题目。（原贴发表于2008年2月23日）
还有一回，老师在论坛上贴了顾炎武谈“一田两主”的那段经典材料：
……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仿效成习久之，租与税遂分为二，而佃户又以粪土银私相授受其间，而一田三主之名起焉。（《天下郡国利病书》“漳州府”条）
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写史料分析，此后我们在网上“鏖战”了一个星期，当然没有结果。但这个过程中，各自都努力找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从各种角度理解顾炎武的议论，也理解到明清地权研究的复杂性。
对于老师那一代学者来说，经历过“五朵金花”的论争，关心地权与土地制度，是自然而然的。这其中的一些提问角度和研究范式，今天看来，可能与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是隔膜的。但是他跳出时代制约的地方在于，不再纠结于公有与私有的辩论。他说：“只着眼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一端，以此想在私有与国有之间辨出个非此即彼的泾渭分界，自然事倍功半。”（《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中国历史通论》）
《中国历史通论》中专门有一章谈“产权的发生学”。这很明显是受到政治经济学影响的提问，有类于洛克等讨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比如他引用《孟子》中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并不做实，也不证否，而是视作“集体无意识”。他随后评论道：
以致陈守实先生也当真起来，反驳说岂有实物地租（贡）在劳役地租（助）之前的道理。其实，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中国当国家形态成形之初，三种“地租”形态竟差不多同时并存；而且他们还成为后世赋税制度的原生模板，影响至深。
这样的眼光，与他同辈以及前辈的学者都是大不同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断语，很显然受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他紧接着讨论“贡”：“既是古老习俗顺理成章的活用，也实在是非常开明的‘指令经济’的初创，最少‘制度成本’。”这也能看出化用了希克斯与科斯的概念。
《中国历史通论》中对产权的辨析，毕竟还是非常在意“国有”与“私有”的辩论，推到了以“国家最高产权”笼罩整个土地制度的解释框架。后来老师对此是有反思的。2005年《历史教学问题》发表了一组教学研讨《“产权辩证”研究生课堂讨论》（后收录于《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这组讨论中，瞿骏和黄阿明都提出了不少批评。老师的回应是：
这几年我也在想，强调传统中国虽然也存在各种私有产权的形式，但归根到底仍然摆脱不了“国有产权是最高产权”的制度底气，到底有没有毛病？这种看似有力度的批判，概念解释上，好像有两方面的毛病。一是误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并非完全是历史的“实在”状态。二是混淆了作为具体的“国有产权”形式与制度层面国家对其他产权形式的“制度约束”两个不同的概念。犹如政权作为运动员或裁判员，执行的功能是不同的。与五年前相比，我的认识也发生许多变化。现在认识到，对产权制度的讨论，重要的不在于简单的、笼统地定性，确认谁好谁坏，而是首先必须将它放在历史过程中，说明这种“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然后才可能讨论它是否有“效率”，是什么样的“效率”。
老师在讲中国通史的时候，看重通贯感，推重史家对历史内在逻辑的把握。他自己曾经说“在我看来，课堂教学上，从来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标准的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他下了很大心力解读张荫麟与吕思勉，也是推重两位前辈史家能对中国通史形成一家之言。
老师看重通史教学还有一层意思，他认为教授通史能快速锻炼青年学者，补知识短板，也能将自己的研究题目放在大的历史脉络里检验，发现推进的方向。我刚刚到上海交大工作的时候，接手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概要”，从先秦讲到清代，一个班一两百人。这种大课很辛苦，评教也不高，所以一般并不认为是“好课”。但老师很鼓励我去上，特别写邮件告诉我，年轻人上通史课对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大有帮助，现在多数历史系里中国古代史教学，每人各管一段，未必是好办法。并教授我他当年上通史课的经验：以通鉴为线索，讲主干的事件，在此基础上每年换不同的专题，不重复，多年之后，教学相长，大有裨益。
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陪老师聊天，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周写邮件、发短信老师都没有回复。我当时心里很慌，从闵行跑去中北，到了丽娃大厦老师的家门前，很紧张地敲门。过了一会儿，老师打开门看到是我，大笑了几声，迎我进去，又聊了一个晚上。后来我知道，那几天正是师母身体很不好，全是老师一力照顾，实在没有精力旁顾其他。
好像从那之后，脸皮也变厚了，常常没打招呼就跑到丽娃大厦。老师总是笑呵呵开门，烧水，泡茶。他点起一支烟，有趣的话题就自然流淌出来。学林掌故，对时政的看法，再到上港队的比赛，间又穿插他驾驶“宝马”（他的电动轮椅，并且很骄傲是昆山生产）“视察”枣阳路的观感。他滔滔不绝，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自己记忆力不够好，没办法都吸收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