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渊
“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史学则教人冷峻。”这是家范师在《大学中国史》的后记中作为收尾的话。冷峻并且通达，一直是老师面对历史的态度。《大学中国史》的后记中还写道：“或许因为属虎的缘故，生性好动，固执不变，我做不到；没有想通之前，强制着改变，我也做不到。”很多前辈学者谈及老师时，都特别提及他求新，善于吸收新事物，且涉猎广博。我从2007年开始追随家范师读书，从时间上说，是师门中比较短也比较晚的。老师盛年时思想上的能量与热量，只能追想了。不过，他永远求新、求变，综冶诸家而有定见，这都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感受强烈的。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节专业课是韦伯。当时历史系开设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便是相应的专业必修课。这门课用社会学的经典教材，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这大概在历史系是空前绝后了。后来刘志伟老师告诉我，1980年代老师就曾给他们推荐这本教材作为了解社会学的门径，并且寄书到广州。
老师讲韦伯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有两点印象深刻。第一，老师很重视韦伯对资本主义疑虑的一面。第二，老师对韦伯的精神分裂有很深的共情，对其象征意义尤为看重。1994年老师专门有一篇文章题为《追悼韦伯的精神分裂》（发表于《学术月刊》，后改写为《历史深处的追寻：宗教气质与精神分析》，收录于《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韦伯的“价值中立”与“新教伦理”，老师承认这其中的论证需要推敲商榷，但是说了一段很耐人玩味的评论：“韦伯的正面论证大有斟酌的余地，但反驳却非常有力。”最后他说：
据说，在本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韦伯从西方大步走向东方，备受青睐。他来到中国是迟了，而且受欢迎的程度不算热烈。我不知道从哪里感觉到，人们欢迎韦伯，或者批评他也好，都只是停留在他学术的表层，只记住了他著名的“公式”，一心想修正或者发展这些“公式”。可是，最难忘却的，应该是韦伯面对现实世界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所产生的创造和痛苦。
因此，我要深深追念韦伯的精神分裂。
熟悉王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曾“五十学易”。老师自己也讲过，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易经》用力很深，乃至于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后来老师有一次对我说，卦象是警醒自身处境中的诸种动向，尤其是可能的“险地”。如果坐实当做未来预测，那就是骗人骗己了。
也许巧合的是，他对韦伯的精神分裂理解特别深刻，也是在这个时期。从1980到19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大断裂，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之迅猛，也在时人意料之外。我的体会可能不准确，但我从这里感受到，老师与韦伯强烈共情的地方在于，那个时间节点的世事令人沮丧，但结构性的转变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作为学者，总想尽力探究这个社会演变终将延伸向何方。所以老师很推重韦伯精神的痛苦之中迸发巨大的创造力。
当时的课是从下午到晚上连上。下午讲韦伯、涂尔干、帕森斯，晚上我们各自报告专题研究。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研究题目，刚入学的硕士生们无话可讲，就听前辈们报告。当时胡铁球兄也刚刚入学，是对歇家研究热情最大的时候。铁球对歇家的热情，老师在为他所写的序言中描述很生动了：
有人开玩笑地跟我说，华东师大几乎要被他“歇家化”了。谁不知道歇家，他一定揪住不放，免费为其启蒙，直闹到有的人远远见他身影，赶快绕道而行。（《明清地方官的“猫鼠游戏”》，《明清歇家研究》“序”）
诸公毋以为演义，这实在是实景实写。当时不仅我们同门，前后两三级的中国史研究生，几乎都曾被他拉去宿舍谈歇家至深夜一二点（当然仅限男生）。有一回铁球兄很郑重地和我说：“思渊，一定要研究dú chá！”可惜当时我实在听不懂他的茶陵普通话，过了很久才弄明白是“图差”（清代州县派至乡村中的税收胥吏），就与这个重要课题失之交臂了。
所以很长时间里铁球都是晚课的主角。老师那时经常抛出一些刁钻的问题，并且引我们“围攻”铁球。铁球在他大著的后记中说我们曾经给他“提供过史料和意见”，大概就是指我们那些年的“群起而攻之”吧。我们的师兄弟之间，直到现在仍然会为了史料解读争得面红耳赤，老师的课堂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晚课上，交锋最激烈的大多还是明清赋役制度史的话题。老师对粮长制度和周忱改革讲过不少议论，虽然没有发表过专题文章，但是他对这一方面的材料其实用力很深。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制度变革中，后一个阶段“揭发问题”的材料，往往能显示出前一个阶段的实际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个阶段的制度改革，就能完全解决之前的问题。周忱改革当中暴露出大量粮长制度运行中的问题，但是周忱改革本身又存在着自身的困境，则要到下一个制度变革的阶段中显现出来。
当时老师的课上也经常有外专业的朋友来旁听。比如杨奎松老师的高足徐进兄从不缺席，每发宏论。与他同样坚持打卡的还有杨国强老师的高足王郡。还有一位上海交大附中的老师彭禹，每次从嘉定赶过来闵行旁听，也几乎一周不落。当时王国斌教授的博士生Maura Dykstra在华东师大访问，也一直参加讨论。有一次老师还请她专门谈对“新清史”的看法，那是2008年。
第一学期的晚课结束，寒假我们要各自回家了。老师就问：能否在网上建个论坛，继续讨论？春节在家，我就在网上找免费的论坛平台，当时还很不少。很快论坛建好，报告老师，他当然很高兴。几年后论坛的代码出了bug，我实在不善此道，暂时搁置。再后来微信起而代之，论坛就寿终正寝了。
论坛取名“思古勉今”。我们入学不久，老师就经常讲起吕思勉先生的成就，尤其服膺其通史的眼光与功力。当然也讲吕先生与华东师大的关系。2007年老师曾经给师大历史系全体研究生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吕思勉与“新史学”》（后来发表于《史林》，收入《中国历史通论（修订版）》）。所以我当时就很自然就想到化用吕先生的名字。寒假回来之后，老师还说过一次：“这个字倒拆得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