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沛县豪桀吏欢迎吕公的那次宴会，涵义就好像变得复杂起来。本土势力与外来力量高坐一堂谈笑风生，言辞中却只怕闪烁着许多刀光剑影。刘邦以二愣子的形象出现，不仅是瞧不起同事，更明显是对吕公的示威。萧何贬斥刘邦，则确保做到了有礼有力有节，分寸拿捏，极是精妙。
而秦代与明清的差异也立刻显示出来。幕友和长随本身都不拥有什么资源，背叛地方官勾结本地势力得不偿失。吕公却是豪家，项梁更是贵族，对沛县令或会稽守并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单父和沛是邻县，下相和吴都是楚地 （ 不管今天的宿迁和苏州关系如何，那时并没有大内斗省的观念） ，更容易建立彼此认同，尤其是面对人憎鬼嫌的「秦人」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抛弃地方官而与本地势力相结合。项梁赢得了江东父老的信任，在郡守满心期待和他谋划造反事宜时，喊来项羽一剑砍掉了郡守的脑袋；而吕公那个本来据说可以成为县令夫人的女儿，则嫁给了泗水亭长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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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有一个特别值得夸耀的成就：就是朝廷到泗水郡来视察工作的御史，对他特别欣赏，以至于想把他调到中央去工作。
萧何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他。—— 众所周知，拒绝是比接受更加荣耀的选择。
萧何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运呢？当然不会是淡泊名利。分析萧何的心理，往浅了说，是他知道秦朝只是秦人的秦朝，自己一个东方人到咸阳去，也不会有多少发展前景，反而失去了地方上的丰富资源；往深了说，萧何也可能有这样的远见：他知道秦朝不会长久了。
毕竟，在县廷工作能接触到许多机密的人，比任何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政权的病魔缠身。
秦朝的制度，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没有问题；秦始皇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千古一帝，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些年读到不少文章，喜欢论证秦始皇道德高尚心地纯良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虽然这种热衷洗白作风十分儒家，始皇帝大概不屑一顾；引用几根秦简上的动人说辞，就相信史书上记录的暴政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和捡几张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就否认连历史教科书上也认真检讨的事实有什么区别，但谁要坚持认为秦始皇是个好人，也一样不必反对。
帝王的动机好坏，本来就无关紧要，反正这都不影响大秦统治下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的事实。
这里先要辨析一个数字问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罗列了秦始皇时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别征发了多少民夫。范先生把这些人数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数，得出结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今天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这个数字。但实际上，15% 是这个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剑雄先生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范文澜算出来的征发民夫数，高了，因为很多工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他估算的总人口数则低了。这么算下来：始皇帝的征发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 2.5% 而已。
但是，这只是直接征发的数量。农业社会和现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动员成本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支撑这 2.5% 的人流动和服役，以当时的后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动员全国 50% 的人口。
后来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剑雄先生这个判断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总之毫无疑问的是，超过 50% 的秦朝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之中。
伟大的始皇帝主观上可能确实没想过把社会伤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继承的所谓「六世之余烈」「四世有胜」之类，都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经验。征发人数变多，征发路程变远，这个成本是指数增长的，始皇帝按线性增长计算了 （毕竟如大家所见，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还经常犯这个错误） 。皇帝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大秦的官僚系统虽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但面对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帝王，没有谁活腻味了敢去劝谏送死。
于是全社会民众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万丈深渊。这口大锅，真不是秦二世、赵高等几个小人背得起的。
《史记》记录得很清楚，刘邦成为盗匪，就发生在秦始皇末期而不是秦二世时代。刘邦解送一批民夫去修骊山陵墓，中途许多民夫逃走，刘邦就干脆选择做了逃亡者的领袖，上了芒砀山。
这部分叙述里有些渲染刘邦是天命所归的神异内容，可以不必理会。但肯定的是，刘邦的家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牵累。胆敢对刘邦的妻子吕雉不敬的官吏，立刻就被刘邦的小弟击伤，之后吕雉仍然有活动自由，甚至到芒砀山与刘邦团聚过。可能是山野中夫妻相会反而异常兴奋，未来的汉惠帝刘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