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经济达到巅峰，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称为“康乾盛世”，这是封建社会最后撒下的落日余晖。流言四起，以讹传讹
1768年，江南地区的德清县正在修理下水城门，领头的是一位叫做吴东明的石匠，劳累繁重的工作让石匠们倍感辛苦。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吴东明要将木桩定进水里的时候，一个老人叫住了他，并将他拉到了一边，塞给他一张纸条。
原来这个老人叫沈士良，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他央求吴东明将写着两个名字的纸条贴在木桩尖上打下去，至于是出于什么目的，沈士良没有告诉吴东明。
作为一名走南闯北的石匠，吴东明算是见多识广，他隐约觉得这是一种诅咒别人的方式，于是他指着纸条上的名字，询问沈士良纸条上写着谁的名字。
沈士良只好告诉他，这两个人是自己的侄子，不但不孝顺还时常殴打自己，因此沈士良想让两个侄子早点死掉。
吴东明没有同意沈士良的要求，而是将他扭送到了官府，经过一轮审讯过后，知县看沈士良年迈多病，况且是听信邪术诅咒别人，属于杀人未遂，决定从轻发落。
好心的知县没有对沈士良严加查办，只是责令手下打了几下板子了事，吴东明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他逢人就宣扬自己的功德，声称是救了两个人的命。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口无遮拦将他推向了万丈深渊，德清县有座慧相寺，里面的和尚常年收不到香火钱，日子过得清贫孤苦，食不果腹。诬陷他人，传播谣言
令他们不满的是，附近一家观音殿的和尚却是面色红润，饱食终日。穷山恶水出坏人，慧相寺的和尚打起了观音殿的主意，于是将吴石匠的故事加以改编扭曲，散布了一则谣言，称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
谣言传播速度快，包括吴石匠在内的石匠们被官府当作“叫魂犯”捉拿归案，后面的事情就杳无音信了。当地老百姓听到后惶恐不安，生怕自己的名字会被仇家写上去，然后作法诅咒自己。
德清县的“叫魂案”刚刚平息下去，紧接着浙江萧山县又发生了一起“剪辫案”，让刚刚平稳下来的江南地区又陷入恐慌中。剪辫捞偏财，人人自危
浙江萧山县的四名和尚剪人发辫子，其中一名和尚的行李发现一律头发，四人被官府收押在监。案件的举报人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控告几名乞丐偷剪别人辫子，结果查明乞丐是四名和尚。
江苏胥口镇的百姓为此迁怒于所有和尚，法云庵的净庄和尚和同行七人被打成重伤，理由是他们是和尚，和尚最有可能剪人辫子，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辫子。
江南地区发生叫魂剪辫事件后，山东直隶也发生了几例相似的案件，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述称，他和一个法号叫通元的和尚勾结，两人狼狈为奸，偷剪别人辫子。
还有一个姓陈的乞丐，向一个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乞讨，结果张四儒花言巧语怂恿他不要再沿街要饭了，跟着玉石和尚去学习割人发辫的法术吧。消息不胫而走，惊动乾隆帝
为了能够取得丰厚的钱财，乞丐铤而走险去剪人发辫，可是他第一次“施法”就被别人当场抓住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富庶的江南地区和靠近京畿的直隶都先后发生了“叫魂案”和“剪辫案”，这个消息终于传到了山东巡抚的耳朵里。
山东巡抚害怕祸及自己，赶紧将这些案件如实禀告给乾隆皇帝，这些匪夷所思的案件惹得乾隆帝龙颜大怒，当场下令各省严加盘查，将这些心怀叵测的人统统抓出来。
其实叫魂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方式，之所以演变得这么兴师动众，是民间对叫魂的恐惧和躲避。民间有这样一种迷信的说法，人的身上有代表着精神的魂灵和代表着躯体的魄灵，两者分离就会让人昏迷生病，甚至会导致死亡。
叫魂案的发生造成了民众恐慌，居心不良的人会拿“叫魂作法”来威胁受害者，古代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更何况九五之尊的乾隆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对生命的看重远超常人，如果有人用“叫魂”的方式对他加害，岂不是大逆不道。案件清查，牵连甚广
乾隆帝不能忍受的，是接二连三的“剪辫案”，要知道发辫是清朝人的象征，更是满清王朝统治的标志。表面上看，百姓迫不得已接受了剃发留辫，可近些年爆发的流民起义，哪个不是打着“反对剃发留辫”的名号?
山东巡抚的上奏触动了乾隆帝敏感的神经，他一方面说着荒谬，一方面又真的害怕江山不固，这无疑是在动摇满清王朝的根基。乾隆帝的命令简单明了，严办牵连此案的所有人，大到直隶省府，小到州县乡村，讲这些妖言惑众的人全部揪出来。
封建社会里，皇帝的一句话有千斤重，接到命令的官员纷纷严查“叫魂案”，全国各地开始清查“叫魂犯”，这也注定将会有许多无辜百姓为此丧命。
上面的命令迅速下达，底下的官员对此颇感无奈，子虚乌有的事情竟然惹得皇帝震怒，可这已经不是他们要关心的事情，他们要解决的就是抓叫魂犯，哪怕是有蛛丝马迹，也要彻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