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下诏废止六国规格不一的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而在古装片中常见的白银却不在货币之列。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白银也是作为贵重商品储藏，而非作为货币流通。
西安秦始皇陵：统一货币的浮雕
唐宋时期，通行货币虽然仍是铜钱，但是据顾炎武考证，此时民间已经有地区开始用白银进行交易，在金朝时更是格外盛行，甚至能导致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但是这种趋势没能继续展开，因为元朝实行了宝钞制，只有对外贸易才用白银。
直到明朝中后期，白银才彻底实现货币化，真正地成为主要货币，而且不管是对百姓生活，还是对政府制度，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明史·食货志》，我们会误以为，白银的货币化是从政府开始的，比如正统（1436-1449）初年的“金花银”，可以用来折收税粮。但事实上，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关于白银的典章制度，而“钞法”、“钱（铜钱）法”都是存在的。
明朝银锭
这种矛盾不禁让人感到好奇，白银究竟是如何成为明朝的主要货币的？
首先，白银本来就是重要的交易媒介，只是中国产量很少，但是随着明初的海禁政策被打破，中国的丝绸、陶瓷等特产在其他地区十分受欢迎，从美洲开采的白银大部分都通过欧洲人的商船流入中国。储量增加使白银具备了成为货币的基础条件。
国内角度
朱元璋在明初先是发行铜钱（1368-1375），后又发行宝钞，并且为了巩固宝钞的地位，朱元璋还出台政策严禁民间进行金银交易，否则以罪论处。但是这种制度注定不会长远，因为宝钞的有效性只建立在明朝统治者的权威上。
宝钞的过量发行很快就导致了它的贬值，尽管明朝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却始终无法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随着宝钞逐渐衰落，白银再次迅速崛起，只要政府的法令稍有松懈，白银就会在民间交易中出现。
这种现象表明，白银的货币化并不像《明史·食货志》中说的那么简单，它的形成根本不是统治者的一句话就能实现的。其实，早在正统（1436-1449）之前，白银交易便已经在民间崭露头角。
明朝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傅衣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有过系统的研究，他曾对徽州的146件土地买卖契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明朝初期（1375-1424）以钞为主，前期（1425-1464）则是钞、稻谷、布、绢、银兼用，中期（1464-1505）以银为主，之后亦然。
因此，白银能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的主要货币，靠的不是政府的一纸政令，而是一场来自民间的势不可挡的“改革”。
所有能被称为“势不可挡”的“改革”，都源自于百姓的强烈需求，即使是统治者强制施行的政策都会被压倒。成功的改革是因为它能给百姓带来便利，白银货币化这项来自民间的“改革”更是如此，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称为明朝社会的大进步。
我国自古便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财政建立在田赋征收的基础上，早期的税收以实物为主。唐宋两朝，田赋分为夏税和秋粮两季征收，前者以麦为主，后者以米为主，明朝也沿袭了这种制度。这种税制曾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偏远地区却成为了运输的负担。
宣德（1425-1435）年间，江南的官田（国有土地，租给农民耕种）重赋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被沉重的负担逼得逃亡。虽然早在朱元璋那时就说要减轻赋税，但是江南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撑，所以减税之举根本无法施行。
不过即使强行征收重税，民间也很难达到朝廷的要求，完成率甚至连五分之一都不到。这不仅是因为超出百姓承受能力的重税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还因为粮食的运输造成的严重损耗。
只负重税之名，而无运输之实。
中国漕运盛景图
因为路途遥远，所以运输粮食的百姓要消耗粮食，路上被老鼠和麻雀吃掉一些也无法避免，还有各种意外造成的损耗，等送到京城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到一半。而且这些百姓花了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在运输粮食上，导致家中农业荒废，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重赋带来的种种问题，周忱被派往江南监督税粮，很快他便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
民夫不必将粮食运到京城，只需在淮安或瓜州进行交付兑换，然后江南漕军从附近粮库直接将粮食运到北京；
正德七年周忱上奏建议一些地区就地取粮，当年减少损耗60万石（约为600位一品官员的年收入）。
宣德末年（1435年），由于白银在民间地位的迅速上升，江南三府有四百万斤税粮被折收为银两，这也就是“金花银”的出现。
仇英版《清明上河图》（苏州）
因为运输米粮本来就不划算，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放宽，所以百姓更愿意缴纳布、绢、白银这些“折色”。有了第一例就会有第二例，百姓这种由下到上的影响迅速扩张，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折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