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朝末年的残暴统治与连年征战，国家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也争权夺利，贪腐现象盛行，吏治败坏。正是因为元朝末年的腐朽统治，导致百姓生活疾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也最终结束了蒙元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尤其是元末官场上的贪污腐化现场，朱元璋更是深恶痛绝。他曾说：“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
可见朱元璋对吏治清明的向往以及对打击官员贪污的重视。
昔日功臣武将、王侯权贵，也都居功视傲、贪赃枉法
随着朱元璋对其它农民起义军战争的不断胜利，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矛盾的重点也逐步转向内部。可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也伴随着一批跟随朱元璋夺权江山的功臣武将、王侯权贵，甚至是些地方官吏，也都居功视傲、贪赃枉法起来。
由于元末官员贪墨遗风的存在，同时大批元末官员也加入到了新王朝的官员队伍，也加速形成了明初时的吏治腐化的堪忧状况。在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贪污腐化问题多次告诫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然而最高统治者的尊尊告诫却并未引起群臣的重视，贪污之心迅速膨胀，腐化之气也日益严重。如户部侍郎郭桓，身为朝廷要员，利用职权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大量私吞秋粮。本要如实上交的秋粮四百五十万石，实际却上交二百六十余万石，私自侵吞达一百九十余万石。
盛怒之下，许多官吏都被处死
史籍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永嘉侯朱亮祖出仕广东时，大肆收取贿赂，以权谋私，释放豪强与犯罪亲属。大将蓝玉，“多蓄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利”。又如刑部官员为收取钱财，犯人虽可保释出狱，但也不释放。工部官员也经常克扣工匠的安家钱与月食钱，即使工期已满，如要不给钱财，也不能按期回家等。地方官吏更是有恃无恐，欺压百姓。如朱元璋多次下诏减免太平、宣城等地的税收，但地方官吏无视圣意，强迫百姓继续缴纳。
从种种案例中可以看到，明初的官员贪污现象还很普遍，这与朱元璋与民休养生息、实现吏治清明的初衷是相悖的。朱元璋的亲自教诲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贪污案件仍是不断出现。
因此，朱元璋为了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避免元朝灭亡的重演，达到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也必须实行严厉的惩治腐败政策。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显现出来
随着当时民族矛盾的逐渐衰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显现出来。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就动摇着朱明王朝自身的统治。淮人集团与非淮人集团存在着矛盾，淮人集团以李善长为核心，非淮人集团以浙东派的刘基为代表。由于李善长出身嫡系，所以在政治上占有先天的优势，而非淮人集团则相对被排挤压制。
此外，朝廷里还有大量的功臣、王侯，他们大都因战功而获受封。不仅拥有大量的部曲、奴仆，还与各地卫所军官联系密切。在明初的相对和平环境里，这俨然成为推翻朱家王朝统治的因素。
于此同时，以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与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之间的冲突则更具有明显性。胡惟庸侍职中书省七年，逐步的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小集团，这对权利欲望极重的朱元璋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两人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并最终导致了对丞相的裁撤。
不难看出，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互相交织，而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对政治上的冲击，就更需要采取一种严厉的手段约束内部的行为，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