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赵汝愚有动摇皇位另行传承的可能性，于是引发宋宁宗的打击是必然的。赵汝愚是赵氏宗室的一员，具有和宋孝宗一系一样的代表赵氏掌握政权、继承大统的资格。
他经历孝宗、光宗至宁宗三朝，积累大量政治资本和人望，也实际掌握了行政大权。
站在他一边的，是大批理学型官僚及士子，有理学领袖朱熹，丞相留正、周必大，以及叶适、刘光祖、彭龟年等一批朝中高级官员，还有太学生的支持等等，形成了一个朝上朝下、朝廷民间相结合的巨大势力，使皇权感到备受威胁，如此大的力量，一旦高举"恢复"中原、报君父之仇的旗帜，"政变"是有可能得成功的。
赵汝愚在孝宗去世出现政权真空时，以他当时的政治地位、政治能量，是有能力使皇位走向出现其他变化的。
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扶持宁宗上位，但朝野又传出赵汝愚"乘龙授鼎"的梦兆，这个梦可以解释为参与定策宁宗即位的大计，亦可解释为承继孝宗光宗而为天子的符谶、预言，这怎能不令宋宁宗大为疑忌。
在皇位的争夺上是没有亲情可言的，赵汝愚既然能一力推动"绍熙内禅"，就说明其只要动心，就有可能做到另一次内禅，宋宁宗的皇位面临着危险，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一丝可能就必须要消除，于是赵汝愚的被罢相，以及后续遭到的一系列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南宋政权因长期主张和议，民心不稳，其政治和道义基础十分脆弱，历任皇帝自信心都十分缺乏。于是防止皇帝大权旁落，成为高宗以后各位皇帝的"内心"秘旨。为此，削弱相权，政由中出，重用亲信近习，防范大臣结成朋党，成为孝宗、宁宗掌权之一体两面的特点。
宋孝宗青年时力图"恢复"，后期实际又回到求和苟安的政策，光宗、宁宗也是持有同一政策。当时士大夫执政群分化为"无为"的一派和"有为"的一派。
前者为职业型官僚，"得过且过"、苟安，主张宋金和议。后者为理学型官僚士大夫，主张打破"苟安"，进行一番"大更改"，主张"恢复"中原。
在南宋的"国是"斗争中，理学型官员主张报君父之仇的大义，以主"和议"者为小人，并特别敌视权幸、近习、贵戚的窃权。
这就使得面对现实不可能真正抗战的孝宗、宁宗等当权者，深感道义上的亏欠，由此又反转来愈益依赖权幸及主张苟和。而这又引起理学型知识分子及大臣的激烈反对，从而加剧着皇帝对理学的不满和厌恶。
宁宗时，理学集团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以赵汝愚这一宗室为领袖而执政，掌握政治大权，和学界、士子相联结，赵汝愚以宗室不应任丞相却最终持掌相权，在宁宗眼里，他已突破一处禁区，又以宗室而站在理学型官员一边，违反宁宗内心"和议"之心，他又突破了第二处禁区。
而朱熹在宁宗面前又常以"帝师"自居，既严厉又事事过问，引起宁宗对他及理学的极度不满，于是不顾赵汝愚等人的劝阻，直接下旨命其出京。在此期间，赵汝愚想要保护朱熹的举动，再次引起宁宗的不悦。
恰在此时，碰上了韩侂冑这样的外戚、政治野心家，既有定策大功，且与宁宗为外戚，而那些官僚型士大夫为了对抗理学型官员，纷纷依附韩侂胄周围，相对赵汝愚集团而言，韩侂胄集团遂成为皇权最可信赖的政治力量。
韩侂冑发动对赵汝愚及其政治力量的打击，危言耸听，急风暴雨，正是利用了这些历史和政治因素，但其最主要的后盾和支持力量是来自宋宁宗的，事实就是，宋宁宗也不希望赵汝愚活着。
三、小结
赵汝愚作为南宋的宗室重臣,在大变在即之际,从赵宋家族的最高利益出发,能够奋不顾身,定策扶危,成功地实现内禅,挽救了危机,使南宋政权转危为安,也为理学争取政治地位提供了契机。
他为相后,大力提携理学家集团入朝,积极推进改革,使南宋政治呈现一派生机。虽然其在与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含冤而逝，但历史对他予以公正的评价，朱熹更有"计定一时,功垂万世"的文辞。赵汝愚可称为一代名相，少时青史留名的夙愿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2脱脱，元，《宋史》，中华书局，1977；
3朱熹，宋，《朱熹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