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虽知实力受损，却没有认真考虑怎么作出改变。瓦岗军没有建立像样的政权，没有固定的府库，也没有补给系统，所有粮秣均来自于隋朝粮仓。吃到后来，储粮浩大的回洛仓也逐渐告罄，李密只好压缩开支，减少对将士的赏赐。瓦岗军将士久战疲劳，又得不到奖赏，军心日渐离阻。
公元618年九月，王世充率五千兵来决战。在战前李密采纳了多数将领的正面迎敌主张，却殊不知此时的瓦岗军已经在数次大战后伤及元气，已不复当年之勇。结果与王世充一战既败;而在己部造成受重创后，李密又因初胜宇文化及，骄傲轻敌，不设壁垒，致使王世充部派一支200余人的奇兵突袭成功，瓦岗军又败。
李密打算回到洛口仓城休养生息，就在即将入仓城的前夕，李密的右长史邴元真信心动摇，把瓦岗军的动向告知了王世充。李密虽已侦知邴元真的情况，却假装不知，将计就计，企图等王世充军过洛河时半渡而击之。
然而瓦岗军屡败之余，已无复当初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的气象。李密派去侦察王世充进军的候骑，竟然粗心大意没有侦察到情况。王世充大众已然涉洛，李密才仓皇出军迎敌。结果力不能支，败走虎牢关。
正是李密一次次的骄傲轻敌，不断给王世充以喘息、补充的机会，使得原本各有胜算的情况下瓦岗军战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已再无翻身之可能。邙山之战失败后，李密不久便投降唐朝，之后又被杀。
邙山之战虽然是瓦岗军失败的终点站，却也是在之前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李密的战略失误、部队上下失和、常年征战部队元气亏损等等等等，都致使在中原大地上风头一时无两的瓦岗军，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失败，走向了灭亡。
为什么李密百万大军失败一次就土崩瓦解了?
这要从李密集团的构成说起。李密集团脱胎于翟让的瓦岗军，翟让本人是东郡法曹出身，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地方的大豪强，他所聚拢的团队，其实也是同郡的“土豪”，比如徐世勣父子、单雄信等人，这是瓦岗军的基础老底子。
在李密建蒲山公营围歼张须陀部之后，又吸收了裴仁基这种隋朝旧将，以及秦叔宝、程知节等讨捕盗贼的新募武夫。所以，在李密和翟让于大业十三年火拼之前，整个团队以李密为首，以翟让为次，形成了“双峰”的权力结构。
不过这种权力结构非常不稳定，虽然李密通过占据洛阳周边粮仓的战略，取得了瓦岗军势力的疯狂扩张，并得到了大批隋朝旧官的投效，势力煊赫一时，投效他的小势力甚至直达海边。
但是，由于隋炀帝仍在，并在自己远赴江都之后，安排最亲近的亲族镇守长安、洛阳、太原等战略要点作为核心支撑的北方防御布局，隋朝只是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依托众多自隋初即经营的国家级粮仓和行宫武库，完全可以实现自守。
换言之，李密在歼灭张须陀的“讨捕”野战部队之后，只是阻断了帝国的血液流动，众多反叛的郡县则只是帝国皮肉上的溃疡，哪怕是瓦岗军大业十三年春攻破兴洛仓之后定章建制，也不过是一个以兴洛仓周围四十里为驻扎地的坐寇组织，只不过是大一点的溃疡罢了。
隋帝国真正的核心骨架，仍然坚不可摧，所以，在大业十三年，李密的主要精力，都被纠缠在了兴洛仓、回洛仓这两个国家级粮仓的周围，败则退归兴洛仓，胜则推进至回洛仓，也就是洛阳外围。
这番拉锯，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了“入关”夺去长安的时间，但是李密和柴孝和之间的讨论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中虽好，他的部下却是关东人，隋朝的长安防御并不薄弱，如果打不下来，跟随他的外围势力都会散去，各自称王称霸，连此时此刻的声势都不会有。
由此可见，李密对于自己部下存在的致命弱点洞若观火，那就是一群“溃疡”尚不足以与隋朝“总决战”，而是要在洛阳这个隋炀帝对关东统治的中心一直存在下去，通过军事胜利来制造政治影响，鼓动关东各地的“土豪”反叛。
这一点上，李密的团队和日后李渊的团队完全不同，因为哪怕直辖武力之中，仍旧掺杂着翟让的势力，更不要说那些不远千里表示归顺的地方势力了。
所以，随着瓦岗军在洛阳周边声势的壮大，大批的“土豪”和“义军”表示了归顺，这时才有百万大军的声势，而直辖的力量也达到了三十万之众，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第二大势力翟让集团就开始对权力有更大的诉求，无论是翟让部下王儒信鼓动翟让成为“大冢宰”，也就是仿效北周宇文护建立“霸府专权”，还是翟让哥哥建议翟让夺权称帝，都是这种背景下内部出现的杂音。
“兵”出了问题，失败情绪和对统帅的质疑不断传染，也就导致了整个组织的“雪崩”，说得直白点，就是李密在什么都没有做错的情况下，输给了大隋朝的制度，因为正是隋文帝开始的聚集天下财赋于京师的疯狂摄取，造就了整个帝国过于集中的财富布局。
这种布局之下，李渊以3万人起兵，仅仅一个晋阳宫就能献铠甲17万领，等于是一个士兵可以分5副铠甲，而刘武周占领一个汾阳宫，就能从一郡的小势力，扩张为席卷整个河东的狂飙。而偏偏李密的面前，只有一个洛阳坚城，不吃掉它，部下会散去，一直啃不下来，部下还是会疲惫、厌战，这几乎就成为了一种宿命。
究其原因，仍在于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即以关中、河东为根本，河南、河北只是需要防范的先征服地，至于江南，干脆就是自己统治下的假想敌，在此条件下，各种资源都向根本之地集中，而河南、河北，哪怕是经过隋炀帝的运河贯通，仍旧只是资源的摄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