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李密以这些隋朝的“敌人”为根基构建的反叛者团队，早就在隋帝国的意料之中，而李渊这个隋朝“自己人”的反叛，却是计划外的意外，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和根本之地的快速易主。
不过，李密的未能东山再起，却真的与人事上的败笔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在他战败后，即将到达徐世勣镇守的黎阳时，旁人的劝谏，见《旧唐书·李密传》：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
这个“或谓”是谁说的，已经不可考，却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杀翟让的时候险些弄死徐世勣，真的投奔到他那里，能活命不?李密也拿不准，所以才与王伯当等人，一同投奔了关中的李唐，可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旧部纵横河朔，东山再起呢?
真正的问题就是李密的核心团队，在对宇文化及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又在与王世充翻脸后大败，王世充这一战对于整个“瓦岗军系统”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对于李密作为权力基础的内马军、外马军的核心团队伤害却实在太大，以至于李密丧失了号令群雄的本钱，更直接的是，干脆丧失了对自己所剩余2万残部的绝对控制权。
事实上，在讨论去向的问题上，李密看似的从善如流，实则是屈从众意的必然结果，包括王伯当这个绝对亲信，都已经站在了“入关中”这一边，李密基本没有什么选择。
而造成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李密完全没有亲族的力量，这一点，不要说李渊搞的亲子将将，族子将兵的一套，就连王世充也有一群弟弟、儿子、侄子分镇要津，各个比李密强，毕竟在乱世之中，亲族掌军的可信度，要比外系将领高得多，这可以说是“造反而成帝业者”的标配，而李密就完全没有，其霸业的土崩瓦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但是，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到的局势根本不一样，李密对于这时候的外部风险，更加了然于胸，所以他采取了最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就是“斩首行动”，直接在酒宴之上杀死了翟让，铲除了翟让亲族，并为了团结翟让的东郡旧部，独自进入翟让的军营，又把翟让的部队，分给单雄信、徐世勣和王伯当三人统带。
问题是，除了王伯当本就是李密的学生，属于亲信中的亲信之外，单雄信和徐世勣都是翟让的“铁杆儿”，其本部兵马，自然也就是东郡起兵时的旧人，相当于是很纯粹的“地方集团”。
虽然李密通过个人魅力和一番“神操作”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火拼和内耗，却并不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新人”和“旧人”的矛盾，尤其是在战争的对手和规模逐步提升为隋朝禁军主力的层面时，原本习惯于“寇掠”的瓦岗军难以再打“巧仗”，而只有啃骨头的“硬仗”。
按照《旧唐书·李密传》的记载就是：“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翻译过来，就是李密虽然占据了大粮仓，不缺吃的，却没有府库物资，甚至于“少衣”，而将士几次大战之后没有得到赏赐，偏偏李密有对新归附的军队待遇优厚，所以，内部逐步怨声四起。
说到底，李密杀死翟让与否对瓦岗军的战败影响并不大，他的整个组织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完成“官僚化”，也可以称为“正规化”，以盟主角色统领的个人色彩过于浓厚，这严重依赖于统帅本人的“胜利光环”加持。
王世充
所以，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之后，面对王世充的突袭和引诱，不得不接招，又处于一个难以持续动员和指挥各部的状态，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其内部的将领出现了问题，毋宁说是其基层官兵的普遍性厌战。
事实上，他部下核心将领的纷纷投降，都是在战败之后，而在战斗之中，偃师守将郑颋即遭部下士兵劫叛，而之前一直忙活着和王世充做买卖的邴元真也私下勾引了王世充，这些情况的发生，实质上都与瓦岗军的物资匮乏有直接关系，也就是“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