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面临的是与墨家基本上类似的问题，道家的观念比较的深刻，比较难以理解，像是墨家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持有的是半反对半赞同的态度，而道家却是完全地否定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制度。
所以，按照道家的观念就是对当时天下的一种大的改革，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做到彻底改革呢？还是将国家改革成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
要知道，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刀俎，要么做鱼肉，按照道家方式的改革，就是让国家不争不抢、无为而治，这岂非是让诸侯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如此方式自然得不到各大国君主的支持。
所以，儒、墨、道三家是为了天下谋的，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如何解决天下臣民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就连儒家这个站在领导阶层考虑问题的学派，他们都认为，只君主有解决了天下的问题，主才有利益可言。
如此，当这些学派遇到完全为君主谋取利益的法家的时候，自然会显得逊色许多。法家主张为君主谋取利益，并且只会为君主谋取利益，这首先很对君主的胃口，其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大部分权利也确实是掌握在诸侯国君手中的，很多的政策方针也都是需要通过君主来实现，所以，能够获得君主支持的法家自然比其他的学派推行起来更加顺畅，自然也就会更加成功。
法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最大的
那么，为什么，法家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又是问题最大的呢？因为，在法家的规划方针里，只有君主而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包括没有法家自己。在他们设置的政治方案中，只保护了君主的权益，只集中了君主的权利，却没有保证人民的利益，甚至连保证自己的环节都没有。
因此，最后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他们其实都是死在自己的政策方针之下的，尤其是商鞅，自己在秦国订立的法律法规，最终成为了给他定罪的标杆。所以，法家的法，其实是王法，也就是只维护君主统治的法，正因如此，在商鞅被诬陷谋反的时候，他并没有辩护权，只要君主或者当时的领导阶层认定了他谋反的事实，那么，就要以谋反的罪名来论处，他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反驳君主的机会。
再比如，韩非被谋杀，也并没有保护法，他们在死之前既没有公开的审判，也没有公开透明的判决过程，所以说，法家的法制其实是非常片面，而且是极端的，与现在的依法治国绝对不可以相提并论。
因为，法家的法是目中无人的，没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这就是法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法家立法太严，执法太苛
比如说，在商鞅变法时期的法律规定，但凡有不务农而经商的人，或者是干农活的时候不卖力的人，他的妻子孩子都要被没收为官奴，此外，在治安方面，哪怕是乱扔垃圾，都要被处以很重的刑罚。
所以，商鞅才会在变法初期一天能够杀七百人，这样的法律实在是太过于苛刻。不过，我们也并不能称之为“暴政”，韩非曾说，仁暴者，皆亡国者也，意思是说，仁政和暴政都要不得，而法家的做法，也确实不能与暴政相提并论。
不过，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也确实太过于严厉，有些地方不懂得变通，也没有考虑到人所处社会当中的特殊情况，毕竟人不是机器，有些时候，不能完全地以冰冷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也需要考虑到实际的状况。
就比如说，法家在韩国进行变法的时候，也定过法律，立过规矩，有一次，在韩昭侯酒醉之后，旁边管理帽子的小吏，为了避免韩昭侯出现身体问题，就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但这件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那就是，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人都被杀头：前者的罪名是失职，作为管衣服的小吏，没有考虑到韩昭侯的身体情况，反而让管帽子的小吏去盖衣服，自然是失职；而一个管帽子的小吏，不好好地管理帽子，反而是私自动用了别人管理的衣服，这个罪名则就是越位，所以统统该杀。
再比如，在春秋时期管仲的统治之下，那个时代的人民，是没有迁徙和改变自己职业的自由的，他们只能够听从官府的号令，让他们住在哪里，就只能住在哪里，让他们去干什么，就只能干什么，不能私自改变。
到了韩非的时候，则更加的苛刻。韩非甚至认为，人民群众不应该有自由的思想言论，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就是说，要管理民众，首先要让他们不准乱行动，其次，让他们不准乱说话，最终的根本目标是让他们不准乱想。
这样的条件，可谓是非常极端了，因为人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完全的按照同一种模子进行生活，哪怕是现在的法制原则，也只是禁止某些行动，但无法禁止思想，可韩非却恰恰相反，他认为最应该禁止的就是思想。
所以，后来采用韩非观念的秦帝国，才会有焚书坑儒，把所有的思想文化遗产都消灭掉，同时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也都消灭掉，只留下国家的法令和政府的官员，并且美其名曰：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可是，有哪一个人愿意禁锢自己的行为，禁锢自己说话的权利，甚至禁锢自己思想的权利呢？所以，法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它并不像儒墨道这几家，他们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在于过分的理想化，但是却并不会激起人民群众的誓死反抗，也没有侵犯到任何一个阶层人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