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代，由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种种原因，作为社会道德评价标准之一的“孝”在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与官场的关系也变得空前微妙。
汉武帝时已经有了“举孝廉”的选官方式。到魏晋，“孝”仍然是选官和升官的重要标准。不少士人便是因为孝名而任官。
《世说新语?德行》篇第26 条记载：“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
在古代社会，炊煮之事通常由女性负责，祖光禄家里穷，没有婢女，又心疼母亲，于是常常亲自给母亲烧饭。王平北被他的孝名打动，送了两个婢女直接解决侍奉母亲的难题，还取祖光禄为中郎。这是时人因孝得官的最好例子。
同篇第47条记载：“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日：‘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吴道助、吴附子两兄弟因在服丧期间孝行突出而受到韩康伯母亲及韩康伯本人的重视。韩康伯成为吏部尚书后，重用吴附子，可惜当时吴道助已经因忧思过度去世。因为孝顺，兄弟两人一个哀痛而死，一个显达人前，差异之间，颇为微妙。
有人因“孝”成官，自然也就有人因“不孝”而做不成官。
《任诞》篇第13条注引记载：“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腥，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
阮简在为父亲服丧期间吃了肉，被视作孝行有亏，以致于差不多三十年没有得到任用。
而在这一条中所提到的阮咸，《任诞》篇第15条记载：“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
阮仲容，也便是阮咸，为了姑姑家的鲜卑族婢女，在为母服丧期间穿着孝服借了驴就追出去了，导致的结果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
阮咸和阮简都是以任诞不羁著称的阮籍的子侄辈，如果说他们的作为还有可能是模仿阮籍，刻意避官的表演性行为，那么温峤因不孝之名难以升迁的遭遇是毋庸置疑的。
《尤悔》篇第9条记载：“温公初受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驻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温峤不听母亲劝阻，割断衣襟离开去做官，被乡议视作不孝，以致于每次晋爵都要靠皇帝下诏特批，“孝”的威力可见一斑。
《品藻》篇第25条记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是跟“王与马，共天下”的王敦、王导斗争周旋的太子之师，却在评议中沦为二流，正是“不孝”的大帽子作祟。
“孝”的名义如此好用，老奸巨猾的政客们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便又有了借“孝”的名义相互攻讦的办法。堂堂太子也不能幸免。
《方正》篇第32条记载：“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常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王敦意图废太子，用的是“不孝”这个名义，温峤一心保太子，在回答“太子何以称佳”时，给的首要理由也是“孝”。可见当时“孝”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