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工艺技术
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以外，制作画像砖的相关工艺技术的成熟也是推动画像砖发展的原因。汉武帝时采取“盐铁官营”的措施，冶铁业迅速发展。冶铁业的发达为画像砖的制作提供了便利，冶铁水平高就能够创造出先进锐利的雕刻工具，从而便于雕刻工匠对母模进行雕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画像砖制作的复杂程度，进一步促进了画像砖艺术的发展和流行。
除了以上四个原因外，画像砖自身的优势和弊端也是促使画像砖产生和衰落的原因。战国时期空心画像砖墓产生的直接原因便是由于木椁墓的弊端和砖室墓本身的优势。木椁墓不坚固、易腐烂等弊端迫使汉代先民去寻找更为坚固、易雕损的材料作为墓葬用品。而砖室墓比木椁墓更加牢固，且防水、防腐，经年不坏。这些特性致使砖室墓取代木椁墓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另外，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促使砖室墓代替木椁墓。汉代以前，王室贵族及诸侯都使用大型椁墓形制，加上宫室府院等地上建筑也需要木材，大量的使用和频繁的砍伐造成森林资源枯竭。在供不应求的情形下，就不得不改变墓葬的建筑材料。
再加上砖的表面绘有装饰纹饰，比木椁更加美观，既能装饰墓室，又能表达升仙、驱邪、享乐等愿望。所以用空心画像砖建造墓室的做法出现以后，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可，并成为一种流行趋势。隋唐以后画像砖的消亡也是由于画像砖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尽管汉魏六朝画像砖经历过高度繁荣时期，具有珍贵的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古人制作画像砖的目的是保佑亡灵顺利升仙，并福佑子孙。这一唯一的目的导致画像砖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致使题材内容千篇一律，鲜有变化，逐渐失去了创新和活力。有的题材经过长期流行，图像内容和构图形式已日益程式化，在艺术上难有创新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画像砖必然逐渐走向衰落。
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西汉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国力逐渐强盛，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局面。至汉武帝即位，“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这种局面使得厚葬之风具备了物质基础。纵观西汉中期，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相对开放，意识形态趋活跃，经济繁荣，国富民强，薄葬风俗逐渐被统治者所摒弃，厚葬成为社会风潮。汉武帝率先实行厚葬，他用了五十三年的时间，在今陕西兴平为自己建造了汉代规模最大的帝陵一茂陵。统治者的行为更助推了厚葬之风的兴盛，也反映了汉代经济的繁荣。汉代强盛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曾经辉煌的河南画像砖开始走向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乱。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在这样长期动乱的情况下，田园荒芜，人心散乱，生产和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上形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局面。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又怎能有金钱和精力去建造费时费力的墓葬？经济的凋敝迫使葬俗越来越简约，画像砖在黄河流域基本绝迹。同时一些学者认为，时代精神的转换、造价高昂的费用，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以及长期脱离权力文化的支持，促成了汉画像砖石的衰落。另外，画像砖形制的衍变也加速了河南地区的画像砖逐渐衰落。河南盛行的空心大砖逐渐被小砖所代替，这一趋势发展到魏晋时期，只剩小砖的侧面还保留动植物画像的纹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持续不断的战争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影响。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则相对稳定，南北经济幵始趋于平衡，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幵始改变。因此，南北朝时期南方画像砖艺术呈现繁荣局面，而北方画像砖则相对较少。目前仅有山东益都石刻线画、河南泌阳北魏石棺床和洛阳北魏画像砖棺、孝子石棺等与画像砖相似的艺术形式。
隋唐时期虽然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但尊奉北方丧葬传统的隋唐统治阶级并没有借鉴和继承南方的墓葬形制，而是将北朝的壁画墓形制发展到极致。这便造成隋唐墓葬中壁画墓一枝独秀的局面，这一状况直到宋元都毫无改善。画像砖艺术失去了社会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动，必然会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最终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思想观念
厚葬之风的盛行是汉代画像砖产生的思想根源。我国的厚葬之风发端于商周时期，继而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起，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王公贵族，或是中小地主乃至平民百姓。无论财富多寡，均毫无例外地将大量家财用于丧葬。尽管各朝各代都曾呼吁薄葬，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始终未成为主流。汉代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厚葬之风更盛。先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异”。死者可以在阴间继续享受人间的一切生活，应当“事死如生”，方能表现对逝者的敬畏和孝道，否则将会“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事物，以遣精魂”、因此，死者子孙便将死者生前享有的或是渴望享有的生活情景以图画的形式刻绘在墓室内壁。
汉人厚葬还有一个原因，即统治者实行举孝廉”——将“孝悌”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标准。以厚葬为孝，“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并且崇信儒家的忠”和“孝”，认为忠是孝的扩大，不孝岂能忠？于是统治者对能够厚葬父母的“孝子”给予极高的荣誉和财富。《盐铁论散不足篇》载：“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这便助长了先民的厚葬之风，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死者子孙为达弦耀争名之目的，竞相扩大墓室规模，甚至变卖房屋和产业，使“子孙饥寒，绝命于此”。《潜夫论浮侈篇》具体描述了汉代的厚葬：“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襦梓榧栴，良田造至，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其富丽堂皇、铺张奢侈之貌跃然纸上。汉代统治者曾针对厚葬的弊端多次明令禁止民间实行厚葬。如汉成帝、光武帝、汉明帝均下诏令，令臣民“薄葬送终之意”，但收效甚微。可见，“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对社会影响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