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流行的黄老神仙思想和自古相传的巫术也是影响画像砖的思想原因。“人与死在面对面的时候，永远有复杂的二重心理，有希望与恐惧交互错综着。一面固然有希望在慰安我们，有强烈的欲求在要求长生，而且轮到自己，又绝不肯想念一了百了；然而同时在另一面又有强力的，极端相反的恐怖征兆；所以本能上又不能不使人感到完全消失的危险，承认莫可名言的可怕征兆。这样，乃有宗教插进腿来，解救情感在生死关头的难关。”因此，人民寄希望于各种丧葬形式，期望能够升天成仙。
六朝时期画像砖所发生的诸多衍变也与当时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关。在所有已发掘的魏晋六朝墓葬中，我们发现东晋墓葬大多无纹饰。如一些士族豪门的墓葬，郭家山玻挪王氏家族墓群、老虎山颜氏家族墓群、谢觸墓、司马氏墓等，基本上都没有纹饰。究其原因，魏晋时期儒家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遭到动摇，地主阶级建立起一套崇“本”尚“无”的玄学思想。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无”，崇尚自然”。这种思想致使当时的士族豪门墓葬不追求华丽繁复的纹饰，而是追求素面的壁饰。同时，玄学思想还给画像砖的主题内容带来了变化，出现了玄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
同时，南朝统治者多信奉佛教，宋文帝刘义隆、南齐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等都是佛教徒；而北朝自北魏太祖时即笃信佛教。上行下效，自然要推动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佛教思想迅速冲破儒学和道教的禁锢，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呈现出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家相争并存的局面。这一思想观念的变化表现为佛教艺术渗透到各类艺术作品中，包括出现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佛教壁画等。佛教的兴盛也带给画像砖新的主题内容，最突出的表现是佛教题材明显增多，莲花纹饰、狮子、天女形象在画像砖上频频出现；主人礼佛、侍佛的场景屡见不鲜；还有诵经僧人、供花僧人、宝相联珠等纹饰。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佛玄合一”、“佛道共存”、“佛儒并存”。包括画像砖在内的艺术作品中往往既有佛教因素又有道教因素，还有玄学和儒家内容。如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墓出土拼镶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除此以外，墓室的东、西两壁还铸有拼镶画像砖“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等，右上角有两个“飞天”，一持仙果，一作撒仙果状，画面周围刻有莲瓣、卷云等装饰，整个画面表现出“佛玄合一”的思想。再如，南阳邓县西学庄南朝画像砖墓，出土作品内容非常丰富，有代表佛教的莲花、飞天；有代表道教的王子乔、浮丘公、仙人麒等；还有儒家的孝义故事“郭巨埋子”、老莱子娱亲”等。多样的主题内容出现在同一座墓室中，正是南北朝时期儒、道、佛思想融合的反映。
文化积淀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能在陶器上塑造不同的形象。在青铜器时代，器身上饰有各种纹饰的铜器，大都是由事先刻划好纹饰的母范铸造而成。我们可以认为，劳动人民对陶泥可塑性的认识和进行艺术加工的经验，已具备了制作画像砖的技术条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砖的普遍使用，画像砖的产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继先秦时期艺术成就高度发达之后，西汉时期绘画、雕刻艺术也得到极大发展。由于画像砖是一门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艺术形式，因此，西汉绘画、雕刻艺术的繁荣对西汉画像砖墓的出现有直接影响。西汉时期的宫殿、住宅、寺庙、陵墓的墙壁上，甚至绢帛、陶器等物品上都绘有图像。长沙马王堆汉墓、甘肃武威汉墓、临湘金雀山汉墓均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帛画。西汉的雕刻艺术也很卓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体积最大的石雕艺术品，有跃马、伏虎、人与熊搏等，展现了霍去病在征服匈奴战争中的英姿。造型形象生动、手法简练。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发展为画工在画像砖上作画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