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贞观九年吐谷浑汗国可汗慕容顺降唐之后，李唐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再与邻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算慕容顺后来在吐谷浑的内乱中被杀，慑于大唐的国力，慕容顺的儿子诺曷钵在李唐的扶植下继位时，也没有几个人敢呲牙，也就没有使李唐再费周折去跟吐谷浑开战。
但有个国家看到唐朝这几年没打仗，对唐军的战力产生了怀疑，来找茬了。这个国家就是高昌。高昌在几年前还是大唐的友邦，高昌王麴文泰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为玄奘(民间传说中称为唐僧)的西游提供了很多便利，而且还曾到长安朝见李世民。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初，大唐和西突厥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东突厥，团结在了一起。现在，东突厥已经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了，反倒是西突厥和大唐因为西域问题而发生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高昌选择了跟近邻西突厥站在一个战壕里，联军攻打归附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市一带)。
就高昌的这种行为，李世民向麴文泰发出了一份义正词严的通知，严厉谴责了麴文泰，而且要征召他的大臣阿史那矩来李唐议事。
阿史那是突厥王族的姓，这个阿史那矩显然是突厥人。可就是这个突厥人，在高昌混到了“冠军”的职位，地位仅次于高昌王和卫将军。看起来麴文泰跟西突厥很有一腿。李世民征召他绝不会真的是为了议事，麴文泰也当然不会真的把他派到长安去。麴文泰派到长安去谢罪的是长史麴雍。
这件事情还没解决，那边麴文泰又跟着西突厥开始攻打焉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了。焉耆作为跟着大唐混的西域国家，挨了打也只能去找李世民告状。
李世民告诉高昌的使者:高昌最近很不像话，明年我就出兵去打。贞观十三年(大体相当于公元639年)三月，薛延陀可汗派使者告诉李世民愿意充当攻打高昌的先锋。
八月，李世民向麴文泰发出了最后通碟，告诉他跟大唐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同时要求麴文泰入朝。
麴文泰当然不会乖乖地把自己送上门去，他给李世民的答复是:我病了。
政治病是很难治好的，能治好政治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暴力。
为了治疗麴文泰的“病”，李世民准备了一剂猛药。这剂猛药的“药引”是侯君集和薛万均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麴文泰得知唐军来攻，压根不当回事。
他对手下说:唐离我们有七千里路，其中有两千里是戈壁沙漠，不但没有水草，而且寒风似刀、热风如火，大部队是到不了这儿的!上次我去长安，看到陕西、甘肃以北非常萧条，已经远不如隋朝那阵子了。现在来进攻我们，兵多了供给就跟不上。三万以下的军队，我们可以对付。应该以逸待劳，唐军如果在城下二十日，就会因粮草用尽而退兵，然后对唐军发动追击。
麴文泰的最后结论: 唐军是纸老虎。
麴文泰太轻敌了。他的算度至少出现了三点错误:第一，唐军的长途跋涉能力在平定吐谷浑时得到了检验和进一步的锻炼，戈壁沙漠对唐军来说并非不可逾越。第二，大唐此时的国力已远非贞观五年时所能比拟的;第三，这次薛延陀等少数民族也派出军队加入了大唐的远征军，有他们的帮助，唐军的后勤压力就小多了。
当唐军在贞观十四年(大体相当于公元640年)浩浩荡荡地经过碛口的时候，麴文泰终于开始害怕了。
不过麴文泰也并没有怕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在忧惧中发病死去了。死人是什么都不怕了，继位的麴文泰之子麴智盛还得接着怕。
五月初六，唐军到达柳谷。当时麴文泰即将下葬，按照习俗，高昌国的人要聚集在一起为他举行葬礼。唐军将领都要求发动袭击，打算一战成功。
侯君集不同意。他认为自己率领的这支远征军是来问罪的，如果乘人之危来袭击，就显得不像王者之师了。
于是，唐军敲着战鼓一路前行到了田城。侯君集派人正经八百地在城下讲了一通大道理。
田城守军也真够硬的—任你说得口吐白沫，我就是不投降!软的一手不行，侯君集亮出了硬的一手:攻城!
在唐军强悍的攻击力和先进的攻城器械的合力之下，攻城战早上开始，中午就胜利完成了。
效率真高!还有效率更高的呢。
当天夜里，唐军的先头部队就赶到了高昌的都城，打败了高昌军队。随后，唐军主力部队赶到，直接开到了城下。
武的不行，麴智盛只好来文的。他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概意思是:得罪大唐天子的是我父亲，现在他受到上天的惩罚，已经去世了。我刚刚即位，请侯尚书您明察。
麴智盛说得有道理—谁惹的祸你找谁去呀，我招你惹你了。侯君集可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
要是看麴智盛说得有道理就收兵，动员军队、长途行军的消耗就白白浪费了，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在西域占据一块地盘的绝佳机会。估计侯君集回去不被李世民骂死，也会被大臣们的唾沫淹死。就算不被唾沫淹死，也会被长途跋涉的远征军将士们鄙视死。
对麴智盛的书信，侯君集只答复了九个字: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意思也很简单—如果知道错了，就投降。但麴智盛再窝囊也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侯君集命令攻城。攻城战中，唐军先进的攻城器械充分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