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三彩载乐骆驼俑】
通高58厘米。高24.2，口径12.4，足径14.3厘米。1959年西安市西郊牛堡村唐墓出土。骆驼站在长方形底座上，引颈长嘶，驼背上的驮架为一平台，铺有色彩斑斓的毛毯，共有八名乐手。其中七名男乐手身着汉服，手持胡人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坐着演奏，中间有一站立女子正在歌唱，显然这是一个流动演出团。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 唐代的开放，迎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带来的各种奇珍异宝，让唐代人爱不释手；带来的异域音乐和舞蹈，使唐朝人喜不自禁。能歌善舞的各国艺人在唐代首都长安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演绎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件载乐骆驼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有点心惊肉跳，而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尤其是那位唱歌的女子，你看她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线条流畅，头向上扬，右臂动作优美，神态优雅、自信，骆驼在走，她却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显然已是唱到了动情之处。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乐步徐徐行进。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唐代表现乐舞艺术的陶俑与众多的文献资料一起，为我们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震撼人心的乐舞之声。它穿越时空，久久回荡在历史的各个角落里。直到今天，当我们看着这个驼背上的乐队时，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
2、西汉【彩绘雁鱼铜灯】
彩绘雁鱼铜灯为西汉时期的文物，1985年出土于陕西省神木县店塔村西汉墓，通高54厘米，长33厘米，宽17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灯由衔鱼的雁首、雁身、两片灯罩及带曲鋬的灯盘四部分组成，可拆卸。雁身为两范合铸，两腿分铸后焊接。通体彩绘红、白二色。两灯罩可自由转动，能调节灯光照射方向和防御来风。雁腹内可盛清水，灯烟经雁颈溶入水中，可减少油烟污染。构思精巧别致，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
3、西汉【皇后玉玺】
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1968年陕西咸阳市韩家湾乡狼家沟出土。国宝级文物。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我国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秦统一后，确立玺印制度，规定帝后印章称“玺”，其余均称“印”。据《汉官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还记载：“皇后之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螭虎是一种神话动物，像龙有耳无角，用螭虎做钮表示君临天下，威服臣官的绝对权威。从这件“皇后之玺”的质地、钮式和文字来看，应该是属于西汉的物品。又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唐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为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外径4.6厘米，金香盂直径2.8厘米，链长7.5厘米。香囊外壁用银制，呈圆球形，通体镂空，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以子母扣套合。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以铆钉铆接，可自由转动，无论外壁球体怎样转动，由于机环和金盂重力的作用，香盂总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香料不致洒落。此银香囊制作过程复杂，设计科学与巧妙，令今人叹绝。
5、唐【赤金走龙】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海内外华人所熟知和景仰。说到龙，人们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气势磅礴，神奇怪异，然而，眼前的这件金龙却小巧玲珑，朴素而平实。工匠用金条先掐编出身体，然后插上尾巴和角，最后用錾子錾出鱼鳞纹的装饰。由于是手工制作，每个与每个都不完全相同。如此之小且并不具有震慑力的小金龙，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这组小金龙共12件，出土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有可能是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投龙祭祀的活动来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古代帝王祭祀山川，惯用“沉埋”形式，祭山用“埋”，祭水用“沉”。早期用于“沉埋”的祭物，有金银器、铜器等。唐代逐步形成了沉埋金龙玉简的固定礼仪。它的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字玉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等器物一块用青丝捆扎，待举行醮仪后，再投入名山大川之中，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
6、唐【舞马衔杯纹银壶】
高14.3厘米。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我馆馆内有十八件组国宝级文物，而在这十八件组中唯有两件是从不出境展出的，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为什么说它这么珍贵？首先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而更为珍贵的还要数壶身上的两匹祝寿马，这里面还蕴含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唐玄宗在位后期越发的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天宝年间，每逢“千秋节”皇帝的生日都会在兴庆宫期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的宴会，接受文武百官、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贺，并以舞马助兴。这时上百匹舞马披金戴银，伴随着《倾杯乐》曲的节拍，跃然起舞，奋首鼓尾，舞姿翩翩。高潮时，舞马跃上三层高的床板旋转如飞。而此时领头的舞马便会衔起地上盛满酒的酒杯到玄宗面前祝寿。唐代许多文人曾写下很多关于舞马的诗句如“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都是形容舞马衔杯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活动。而这盛大的宫廷祝寿活动在天宝十四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弃城而逃，这批舞马散落到安禄山的一名大将田成嗣手中。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听见乐曲声应节拍跃然起舞，士兵见状误以为是妖孽，田成嗣命士兵将舞马鞭打而死。此后，盛行一时的舞马衔杯宫廷祝寿舞的形式在历史的变革中永远的销声匿迹了，但这件银壶却成为大唐王朝的兴衰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