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明末张岱的名言，揭示了知识份子阶层深刻的内心活动，揭示了他们对真性情的追求。
古代文人讲究意气相投，何为意气，大点说就是现在强调的三观，对人生社会基本的态度，小点来说就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兴趣爱好，他们是古人考察人品，经营友谊重要的参照。古代读书人作为孔孟精神的继承者，克己复礼的烙印深藏在每个书生的骨子里。然而过度的深刻容易营造虚伪，过分的礼貌往往隐藏着淡漠。
只有本能的，发乎内心最真挚感情基点的癖好，才揭开了文人身上一层层道德的，学识的面纱，才展露了他们原始的人生态度和爱好。古往今来多少名士在后人看来荒谬的癖好，在他们存在的年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塑造了一段段伟大而真挚的友谊。一．张岱此言贴合明末历史大环境
1．明末纷乱政治局面
“人无癖不可与交。”还有下句“人无瑕不可与交。”张岱作为明朝遗老，在明末清初光怪陆离的政治戏剧中，想必看透了不少人情世故，多少大儒在王朝更迭的时刻，人设和三观的崩塌，不但在政治层面，更在心理层面刺激着每一个浸淫着孔孟精神的读书人。
崇祯在北京张皇而无果的敲着每个朝臣的门，却得不到一丝响应，这些在白天的廷议中还慷慨激昂与天子共存亡的读书人。这些读书人终极的形态，终极的梦想完成者，这些内阁大佬们像丢弃一张废纸一样把他们的皇帝送上了煤山的歪脖子树。
2．昂扬儒家政治追求的破灭
经过数千年发展的儒家精神，在明末已经走到了毫无生命力的地步，他越来越冠冕堂皇，帽子越来越大，终极的形态却越来越市侩。汉唐宋士人阶层，读书人的政治追求，变成了丑陋的不为同道，即为仇寇。
政治人物在为恶方面，追求也可怜的集中在了对黄白之物病态的索取上，中国文人的内心思想境界浑浊浅薄，在高超的皇权统治技巧和思想禁锢的手段面前。
文人骨子里改造社会的那种高傲的使命感消失的一干二净。文官贪财，武官更贪财，偌大的官僚体系在王朝更迭的关键时刻，精力和目光短浅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中国古代不是没有乱世，但是乱世从来出英杰，出些忧国忧民，哪怕飞蛾扑火，螳臂挡车也甘愿抛洒热血的英雄。
明末庞大的文人阶层却几乎没有此类人物的出现，中华文明老态毕露，就像树老了怪枝横生一般，出现的层出不穷的政治乱像，对那些尚有一丝清明的读书人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3．仅为官位，难出真情
除了张岱的“人无癖不可与交。”外，袁宏道的“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者，皆无癖之人耳！”更是辛辣而一语中的。
笔者认为恶劣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大量官僚木偶，将真实的感情隐藏在了层层自我保护之下。官僚木偶既不爱皇帝，也不爱百姓，他们只爱自己，他们只有官位，没有人味。被当时的在野的，尚有一丝赤子之心的读书人看在眼里，自然出现了大量对此类人的讥讽之言。二．古代文人大都癖好鲜明，性情正直
1．明之前：怪癖居多，形象丰满
在中华民族的哲学基础，孔孟思想还不是那么空泛的时代，大量的真性情的读书人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怪癖的，这些有的甚至可笑的癖好，更加完善了文人的人设，让他们的形象丰满而真实。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爱学驴叫和不修边幅，王羲之对鹅恋物癖一般的痴迷。
王维的洁癖和嵇康的不修边幅。个体的差异是那样的真实，他是这些载体真性情的体现。唐朝多少伟大的诗人都对杯中物颇为迷恋，李白和贺知章的忘年交，和汪伦的友谊，建立在他们狂饮后的那一丝心灵碰撞，建立在头一天晚上醉酒后的丑态毕露，和第二天酒醒后的相视一笑。
对音律的痴迷，书画的痴迷才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排解压力的捷径，他们是人，是一个个迥然不同的生命个体，他们对孔孟之道的理解当然各不相同，也许很多偏离了儒家的本意，但是那都是真实的，不是表演出来给师长同僚看的把戏。
2．政治环境恶化，癖好鲜存官场
宋代以后，对士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越是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社会的读书人，越是在政治面前碰的头破血流。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出现，表达了臣权在君权面前越来越无足轻重的状况。从思想上和政治架构上，朝廷培养的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而奴才当然是没有什么癖好的，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皇帝愿意看到的东西，他们明明站在金銮殿中，却什么作用也没有。
他们只有散朝后在家数银子的时候那抹微笑是真实的，大臣开始出位靠的是人设，靠的是朋党。真才实学在政治生活中完全是无足轻重的，癖好是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弱点，人才能有癖好，政治动物是不会有癖好的。
3．追求精神共鸣读书人，只能现于乡野之间
虽然士人，读书人阶层的堕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还是有张岱这样的读书人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当然是武断的，天性冷漠不易被外物打动的正人君子也不乏其人。
然而矫枉过正已经不再让人反感，人们对庙堂菩萨的厌倦让事情极端化了，魏晋那种狂放的风气，那种放纵癖好的大环境下有没有沽名钓誉的成分呢？笔者看肯定也是有的，不修边幅，放浪形骸永远不该是为了放浪而放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