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年35岁的王阳明因上疏论救触怒刘瑾,被廷杖四十,奄奄一息间也被扔进了锦衣卫的大狱。入狱后,王阳明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身处困厄却奋发有为的历史人物的回顾。受这些人物激励,王阳明的精神始终坚定,胸襟浩荡,圣贤信念从未破灭。他学习周文王,在监狱里演绎《周易》,还为狱友们讲学,“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龙场悟道
03
37岁龙场悟道
经父亲的周旋请托,几个月后,朝廷裁决王阳明出狱,谪贬至贵州龙场做驿栈驿丞。王阳明从京城回浙江老家做赴谪准备,刘瑾派出的锦衣卫一路尾随追杀至钱塘江边。王阳明制造跳江的假象,江边遗下衣服鞋子和绝命诗,如此才得以逃脱追杀。
王阳明绝命诗有云:“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等他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父亲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1508年春天,37岁的王阳明终于到达尚未开化的贵州龙场,目之所及“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王阳明和三个随从,因水土不服、生活条件艰苦,全部病倒。王阳明亲自劈柴、挑水、煮饭,照顾病情更重的随从,还努力调动生活气氛和心情,带给他们精神的支撑和抚慰。
这样度过一段适应期后,粮食快要吃完了,王阳明就“刀耕火种”烧山开辟了一片荒地,自己耕种粮食。他还教当地人打土坯、用木头盖房子,教化引导民众,受到百姓爱戴。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功名富贵都变得十分虚幻缥缈,一切荣辱得失似乎也都没有了意义,为什么要活着和如何活下去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此期间,王阳明写下《瘗旅文》,总结“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意识到,以往到事物中去求理的方法和途径是错的,理不在心的外面。圣人之道,理本来就具足于人心。这样的一种体悟,史称龙场悟道。
孟夫子说“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马一浮先生说“学问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一个人学道,不是知道些名词、概念、道理就成为圣贤的,如同今人调侃的“我们都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知晓“心即理”三个字,和切切实实在自己的心中体验、体悟、体证到天理的存在,进而把此理扩充到全部生活实践,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几十年圣学之路苦苦探寻的一朝破茧,是他看破得失、超脱荣辱、参透生死后的豁然贯通。
王阳明故居广场
04
屡遭陷害而心存光明
1517年正月,46岁的王阳明到达江西开始剿匪,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通过非凡的谋略,1年零3个月后,“攻心为上”的他成功剿除各路匪患,发布南赣乡约,厘清行政。通过事功的建立,他的“事上练”更臻完善,并写出《大学问》一书。
47岁时,王阳明征三浰,立社学教化沿途当地百姓。历经1年零3个月,危害多年的四省流民暴乱被阳明平定。如果说知行合一的“知”,乃良知显现的“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阳明能够将剿匪告示写得非同凡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527年9月,王阳明从余姚出发去广西,途经江西。他沿途停留于广信、南浦、南昌、吉安,所到之处,弟子云集,民众欢迎,群情激昂。当年的吉安讲学,是王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规模讲学。当年11月,王阳明到达广西,招抚了王受与卢苏,平定思恩、田州,兴学校,抚新民。1528年9月,王阳明以极低的代价扫除了断藤峡、八寨多年的匪患。当年11月,先生因病离开广西,启程返家。1529年1月9日晨,王阳明病逝于青龙铺(江西大余县)码头舟上,年57岁,门人周积等人陪伴,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临终遗言。至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王阳明故里余姚风光
06
圣人之心的力量
王阳明一生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就是不用思考就明白的道理,不用学习就了解的那份“应该”,并不是知识学问越多良知就越多。他的信念是“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什么样的一生才算活得值得?王阳明疾病缠身、一生坎坷,在困顿与绝境中大彻大悟,在非议和险恶中毅然前行,历经千难万险,遍尝千辛万苦,屡仆屡起、百折不挠、忍耐克制、杀伐决断、化险为夷,57年的人生历程中安乐顺遂的“幸福时光”少之又少,然而他终究凭着自己的意志、智慧和心灵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传奇。他告诉我们:苦难,有时是一条道路。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杜维明评价王阳明,说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他提出‘仁者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要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创造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致良知,就是要创造人与自身的和谐”。事实上,王阳明最终创造的和谐,是他在坎坷磨砺的一生中找到的依托和路径,阳明心学提倡建构的圣人之心,是那样廓然大公、磊落光明、峭岸坚定,这正是中华民族集体人格应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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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谕浰头巢贼》有云:“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王阳明剿匪与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从“心学”的根本出发,从天、地、人“三才”一体观和民本主义出发,体现了对天下生民之生存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