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农历六月十五，宁王朱宸濠造反，被48岁的王阳明所破，仅用43天。然而，此举令王阳明不仅无功反而有过，被张忠团伙污蔑刁难，在皇帝和太监们的逼迫下，王阳明忍辱向皇上报呈《重上江西捷音疏》，将之前呈报的《擒获宸濠捷音疏》重写一遍，并将擒获朱宸濠、平定叛乱的功劳记在皇帝和太监们的名下。至此，朱厚照御驾亲征算是有了结果，“功成名就”地返回北京。王阳明自言此间全靠良知指引。1520年农历九月，王阳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
1521年3月，31岁的朱厚照驾崩，江彬等太监被处死。同年5月，王阳明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广聚世儒、高谈阔论“致良知”学说。嘉靖皇帝即位，传旨要王阳明立即赴京朝见，拟表彰他南赣剿匪和南昌平叛之功。王阳明走到半路，又传来圣旨命令他不要进京，过程几近戏弄。朝廷认为：王阳明未获朝廷授命而擅作主张平叛，乃系蔑视朝廷，不但无功，反而有过。朝廷的这个态度，令天下人心寒，舆论哗然。嘉靖皇帝迫于民意压力，又故作姿态，对王阳明加官授爵，封为“新建伯”，兼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概为虚名虚职，无实惠实权。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很快，就有人上书朝廷要求剥夺王阳明的封爵，诬称王阳明是朱宸濠的同谋逆党。朝廷中还形成一股诋毁和攻击王阳明的势力，指责他宣扬“伪学”，贻害天下。1522年，朝廷正式颁令禁遏王学。1523年进士考试的《策问》考题竟然就是批驳和攻击王阳明的思想主张。见此情景，诸多弟子和友人意欲主持公道，为王阳明辩白，王阳明一概息言，默默忍受，无辩止谤。有一天夜深人静时，王阳明沮丧默坐，对门人说：“现在如果有一个洞穴，可以让我带着父亲逃跑，那么我愿从此远遁，永不后悔。”
王阳明文化陈列馆
05
金之在冶而超越平庸
面对忍辱负重、进退维谷、凶险异常的局面和处境，王阳明只能从自己的内心获得力量，用良知和本心指引自己的选择和担当。不得不说，这颇似释家“忍辱波罗蜜”的一种诠释。他后来感慨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人人都有趋乐避苦之本能，然而王阳明在与王纯甫的书信中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比喻，叫作“金之在冶”。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挫折，在别人看来足够死上七八回，但是于他而言却都铺设了成圣成贤的“道路”。“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人在经过最深刻的磨砺和体悟后，便能“人心死，道心生”，从而超越平庸。
1527年，55岁的王阳明在绍兴系统讲授心学理论，他在天泉桥上与钱德洪、王畿授立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史称天泉证道。看到应者云集，王阳明不禁感慨：不管世事如何变迁，无论是豪奢浮华还是噤若寒蝉，人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不灭的良知，永远绵延着对天道的尊崇与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