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侍郎）合称“黄散”，皆侍从皇帝，故为要职。
两汉黄门侍郎多用出身贵族者。据《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
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皆用姓族”句李贤注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杨鸿年先生在《汉魏制度丛考》中统计，两汉四十四例黄门郎中有二十六例皇亲国戚，故杨先生讲：“汉魏充任黄门郎者，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将相子弟；至于其他人士，那就要有一定的条件了。” 蜀汉少有皇亲国戚，故多用将相子弟。
《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董允字休昭，掌军中郎将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选为舍人，徙洗马。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
《三国志》卷三十九《陈祗传》：赐子粲爵关内侯，拔次子裕为黄门侍郎。
《三国志》卷四十一《霍峻传》：子弋，字绍先，先主末年为太子舍人。后主践阼，除谒者。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亮卒，为黄门侍郎。
《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刘璋之母也。仁将祎游学入蜀。会先主定蜀，祎遂留益土，与汝南许叔龙、南郡董允齐名。……先主立太子，祎与允俱为舍人，迁庶子。后主践位，为黄门侍郎。……子承嗣，为黄门侍郎。
以上《三国志》所见蜀黄门郎，皆是达官贵人子弟：董和子董允、陈祗子陈裕、霍峻子霍弋、刘璋表兄弟费伯仁（可能是费观）侄费祎、费祎子费承。这样看来，《华阳国志·后贤志》中的几位黄门郎就很可疑。
《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
常勗，字脩业，蜀郡江原人也。……从父闳，汉中、广汉太守。勖少与闳子忌齐名……忌字茂通，蜀谒者、黄门侍郎。丧亲，以至孝闻。察孝廉，为郎。使吴，称职。历长水参军，什邡、雒令。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
寿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也。父祖二世犍为太守。良少与犍为张微、费缉并知名，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州从事，散骑、黄门侍郎。
此处未载陈寿家世，若依《晋书》其父为马谡参军而被髡之说，陈寿必然无缘黄门郎。常忌与寿良虽出身蜀大族，但其地位仍难以与上述诸位颉颃。又，《华阳国志》中的陈寿与寿良都曾仕蜀为“散骑、黄门侍郎”。
《宋书》卷四十《百官下》：散骑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始以孟达补之。
（案：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曹丕置散骑在汉延康元年二月，而非魏黄初初。）
《三国志》中不见蜀有散骑常侍或散骑侍郎。东汉省散骑，袁绍政变诛杀宦官后不复置中常侍。至延康元年曹丕乃复置散骑，合于中常侍。蜀汉初年虽不置中常侍，但也未见散骑踪迹。以散骑之近密，不应失载（黄门都有如上几条记载），故蜀汉很可能不置散骑。由此，陈寿与寿良仕蜀为“散骑、黄门侍郎”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史实。
又“黄散”二职之并称始于晋。
《唐六典》卷八：散骑侍郎，四人。……晋代此官选任愈重，时与黄门侍郎谓之“黄散”。
很可能晋代士人潜意识中认定“黄散”宜并称，故编排陈寿与寿良在蜀为“散骑、黄门侍郎”，而忽视了蜀汉黄门出身的问题与有无散骑的问题。
附，对统计方法的质疑：
从曲柄睿先生《<三國志>列傳編纂的内在理路》中对列传对应时代的统计可以看出，《三国志》书写的侧重点都在开国领袖时代（曹操、刘备、孙权）。
刘禅时代（尤其是诸葛亮死后）的记载偏少。蜀汉后期得入《蜀志》列传的官员多是蜀汉前期重臣的子弟，就连车骑将军夏侯霸、骠骑将军胡济、右大将军阎宇这样的后期重臣也未能专门立传。对《蜀志》黄散的统计肯定是片面的，《蜀志》传主范围的限制很可能导致了重臣子弟以外的黄门郎未得到记载。
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曾统计蜀汉后期的官僚数量，指出“嗣侯袭官及以父为官的现象是刘备政权后期的普遍现象，意味着已经参加政权者其子孙有高度的保障，使统治阶层局限于一个小圈圈内。”这个结论就受到了《蜀志》传主范围的限制，很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