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
嘉靖二年，两大日本使团在宁波因为争夺朝贡权而引发械斗，改变了国朝未来100多年的东南沿海局势。此役之后，倭寇猛增，私人海洋贸易日益兴盛的局势甚至被人们称为“嘉靖大倭寇”。海禁越禁，倭寇越多，在这之后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一、耻辱的嘉靖二年
嘉靖二年（1523年），又到了日本“朝贡”明帝国的时间。和以前一样，日本仍然没有遵守宣德时期“十年一贡”的规定。因为借上贡的名义来明朝做生意实在太来钱了。生丝在明朝买入价格1斤250文，运回国就变成了5000文，利润高达19 倍。而刀剑在日本900文左右，卖给明政府价格却能涨到1贯。
武士刀
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掌控日本对明朝朝贡权的大内氏和细川氏之间了产生矛盾。细川氏不满于大内氏独占两条贡船（一条贡船能带来10000贯以上的利润），便抢在船队动身之前派出一条商船，由明人宋素卿等人带队，意图提前抵达大明。
不曾想，许是路上出了什么问题，细川氏的船只却晚于大内氏船队，到了四月底才堪堪抵达明朝。双方见面，分外尴尬。与此同时，市舶司官员在检验勘合（大明与朝贡国的朝贡交易凭证）时发现，细川氏的勘合是弘治时期的旧勘合，正当形势不利于细川氏时，明人出身的副使宋素卿脑子灵活，用重金贿赂负责市舶司的大太监赖恩，直接扭转了局势，不仅船比大内氏优先进入，还在宴席上居于大内氏之上。
大内氏主使宗设谦道气得火冒三丈，仗着手下成员多是海盗强人，就在一次宴会后带着人偷偷摸摸打开武器库，偷袭细川使团。乱战之后，细川主使瑞作当场死亡，宋素卿脚底抹油带残部仓皇逃窜。宗设谦道火烧市舶司嘉宾堂后，追杀宋素卿至绍兴，未果，又折回宁波一路上烧杀劫掠，后乘船出海扬长而去。在此期间，大内使团无人可挡，就连宁波卫指挥袁瓒和备倭都指挥刘锦也战死，中下级军官更是死伤众多。二、争贡之役引发的连锁反应
最终，宗设谦道等人因风暴漂流朝鲜被捕获押送明朝。可日人的毫无尊敬之心以及卫所兵的孱弱深深地刺痛了刚刚继位的少年天子。愤怒的皇帝下令与日本断绝朝贡关系，群臣也因此事件对禁海问题展开争论。
实际上，禁海与开海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朱元璋时代的“片板不许下海”，只能通过唯一合法的朝贡贸易达到“互市”的效果。至永乐时期，因王朝强盛，所以采取积极的外交开放政策，引来万国来朝。再到仁宗以后，几位皇帝日益收拢对外政策，屡次减少朝贡次数以及朝贡使团规模。海禁问题一直是朝堂讨论的热点话题。
《大明风华》中的明仁宗
海禁与否不仅取决于王朝对远洋国家的提防程度，更由明朝的财政情况和当时皇帝的好恶所决定。在争贡之役爆发后，不乐观的国库收支以及盛怒的天子，促使朝廷撤销市舶司，断绝与日贸易，并进一步封锁港口，烧毁船只。自嘉靖二年开始，明、日两国停止朝贡贸易达17年之久。
嘉靖皇帝
战国时期的日本，各大名都想通过商业贸易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官方贸易的停滞却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日本各方势力就频频派商人与中国沿海地方的豪绅接触，甚至勾结地方官员，以保证他们通商无碍。私人贸易的猖獗促使朝廷屡屡颁布海禁严令。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下令，凡是从外族手中购买贩卖商品，以及替其承载海船的都要被处死。后来只要是双桅海船停留在海面上，不管是不是走私贸易，都要被没收。嘉靖十二年（1533年）以后推行连坐法，沿海军民胆敢走私贸易，他们的邻居如果不举报也要连坐。
三、嘉靖大倭寇的最终形成
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内氏终究难忍朝贡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又派遣湖心硕鼎和策彦周良入贡。此时明朝方面因沿海倭寇已有复起之相，索性借坡下驴，准许日人入贡。但规则上却依然遵照旧制，十年一贡、每次贡船三艘的规定。明廷依然对日本深怀戒心，认为日本人诡谲，不可轻信。
在开放朝贡的同时，还命令地方官员应当“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这样畏畏缩缩的态度自然无法使日本方面满意。于是日本就钻规则的漏洞，每次提前一两年来进贡。因贡期未到使团不得进入，借着在海港停泊将大量货物与中国海商交易。朝贡贸易已经名存实亡。正德时期，几十人的海上团伙已是巨大，而嘉靖中后期有些团队甚至有数千人。
明政府对此现象，不是全然没有反应。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派遣朱纨走马上任浙江巡抚，同时掌握着海防军权。朱纨刚上任就重拳出击。捣毁了以李光头、许栋等人为首领的海盗团伙，并坚决落实贯彻海禁政策，但此举触犯了暗中通过海洋贸易得利的当地大族。朱纨很快被诬陷滥杀而免职，随即于悲愤中自杀。此事之后海禁更是成了一纸空谈。
嘉靖末期，倭寇终成沿海一大祸患。在诸多倭寇集团中，王直堪称传奇。起初，王直在海盗许栋手下做头目，许栋败亡后便被推举为大哥，后来又兼并了陈思盼，称霸东南沿海。甚至自封徽王，并建置官属，明军船队无法与之抗衡。在作战时王直让手下打扮成日本浪人的形象，甚至驱使真正的日本人顶在前方充当炮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一代枭雄被王本固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