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大多数人较为熟悉的就是科举制了，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的隋文帝杨坚时期，一直沿用到清末才被废除，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半壁江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虽然在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中，科举制度的具体实施有所变化，又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有所僵化，但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举重若轻，无可置疑的，为中国古代的人才提供了一个跳板，在政坛发光发热。
那么在隋朝之前的朝代，又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人才选拔的呢？
（一）世卿世禄制
世卿世禄制作为最原始的人才选拔制度，被应用于先秦时期，这种选举制度堪称简单粗暴，简而言之，便是一种较为死板的世袭制，只要父辈有官职在身，其子孙后代便可代代继承，只关乎血缘，无论个人能力与品行，全凭出身。
这种选拔制度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许多有真才实学与政治抱负的人毫无施展才华的机会，阶级固化严重，贫富分化明显，长期使用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只能自取灭亡。
如今对于这种制度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西周时是否便有这种制度的存在，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证明西周时期就开始使用世卿世禄制，《战国史》中便认为卿大夫是世袭制的，为世卿世禄制度在西周时期已然存在提供了有力支撑。
而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记载的一些铭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据悉，其中确实描述了一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证据，但并不充分，只能说明当时存在有子承父业的行为，却不代表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制度。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窥得几分世卿世禄制的影子，因此，虽然我们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世卿世禄制是西周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西周，世卿世禄制便已有了大致的雏形，与其后制度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春秋战国时期，便真正是世卿世禄制的天下了。
而比西周更早的商朝，记录多为甲骨文，无详细史料可以考据，便暂且不表。
（二）军功授爵制
军功授爵制最早源于秦国的商鞅变法，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数量来授予爵位，这种做法相较于世卿世禄制明显科学了不少，让固化的阶级更具流动性，也更有利于激励士兵，鼓舞士气。
当然，这种奖励军功的制度实行起来是较为麻烦的，秦国的爵位种类繁复，被称为“二十等爵”，即一共二十级爵位，大致可分为士，比大夫，卿，侯。
而判断士兵所立下军功的方式也非常硬核，需要士兵取下敌军的首级，以便战后统计，战后还需要把砍下的首级示众三天，并且士兵间不允许争抢军功，《商君书》中对此也有记载：“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一旦成为高级将领，升官加爵的难度也直线上升，与所带领军队的军功挂钩，将领与普通士兵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从某个层面来讲，倒也颇有集体主义精神。
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在当时所起到的效用也十分明显，秦国最后能一统天下也与此脱不开关系，大大提升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乃至秦国民众一度对战争十分狂热，《商君书》中同样对这方面有所描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也可见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对民众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让人不免有些胆寒。
（三）察举制
察举制是由汉武帝开创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的选人方式便是举孝廉，即以孝顺廉洁为标准，《汉书·武帝纪》中对此记载道：“孝谓曰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可见汉朝时对于这两者是极为看中的。
汉朝时期儒学成为正统学派，因此察举要求所选拔之人应是儒生。
察举制可分为岁举和诏举，岁举又可分为孝廉和秀才，举孝廉是由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而这种选举方式的弊病也非常明显，体系僵化，举孝廉的权利落在地方官员手里，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普遍，有失公允，加重了阶级固化，真正有能力的人才反而得不到重用。
举秀才，东汉时因为避讳皇帝刘秀的名字，改称为举茂才，举秀才的数量远远少于举孝廉，要求也更加严格，当然，举秀才得到重要的几率也远胜举孝廉。
而诏举作为特科，举行的时间，人数，考察要求皆不固定，考试方法为命题考试与抽签考试，同样需要他人推举。
察举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但体制的僵化以及官吏的腐败让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严重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成为时代进步的阻碍，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四）征辟制
征辟制同样发祥于汉代，察举制是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而征辟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由中央向地方索要人才，征辟又叫徵辟，即由皇帝下诏指定某个有名望的人入朝为官。
《张衡传》中就有一个征辟的范例：“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便是说当时已经因为才华出众而声名鹊起的天文学家张衡被皇帝征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