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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余永定看来，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脱离了经济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是新增隐性失业，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并易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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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就业问题只能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其一便是提高经济增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各类“保就业”政策的首要着力点。但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有一定余地，但很难说到底有多大，毕竟第三产业不一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概率是萎缩而不是扩大”。无论如何，若能通过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完善资源配置等，最终实现就业的增加，经济增速也会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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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这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发展=增长Plus。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但增长还不等于发展，光有增长还不够。因此，说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余永定再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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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险体系，通过收入再分配使失业者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目前，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保体系，尤其是失业保险体系，使其更好地帮助失业者和隐性失业者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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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失业受益率”过低，即领取失业金人数占失业人数的比例太低。例如，2018 年我国调查失业率是 4.9%，失业人数是2130万人，但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只有223万人，仅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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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参保受益率偏低，领取失业金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持续下滑。2004年，我国参保受益率是4.0%，当年末领取失业金人数是420万，参保人数是1.05亿。到2018年，这一比率降到1.1%，当年领取失业金人数223万，参保人数2亿，14年间参保缴费的人数增加了1倍，领取失业金人数减少。也就是说，十多年前有1亿人参保，其中有200多万人受益；十多年后，参保人数增长至2亿人，但还是200 多万人受益，等于参保受益率下降了约一倍。前几年中国就业形势较好，但总不至于只有200多万人需要领取失业保险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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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越来越多。现行失业保险制度下，交钱的人越来越多，领钱的人群规模变化不大，于是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逐年增加，2004年余额仅为400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5800亿元，14年里增加了超过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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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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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共计2600-2700万城镇劳动人口失业，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说法，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人员合计只有23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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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永定看来，上述情况匪夷所思。“建立政府抗疫纾困专项基金以应付紧急情况，特别是为了抗疫而做出牺牲的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是完全必要的。”他指出，“但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保体系还有很大改善余地。即便我们完全战胜了本次疫情，失业问题还会长期存在，为了解决使全社会能够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让现有的社保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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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永定认为，目前应坚定不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打破“赤字率=3%”的禁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超过预期，政府在**期间公布的财政预算恐怕仍然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跌的幅度。由于财政预算是根据中国GDP名义增速可达5.4%这样一个前提制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中国GDP的增速可能低于财政部这一预计。这样，中国的财政收入就可能会低于政府的预计，如果财政支出不变，中国财政赤字就可能大于预计水平，增发3.76万亿元国债就可能不足以覆盖公共财政赤字。在继续坚持原订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增发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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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20年下半年中国财政压力可能明显上升。届时，央行就有可能实行“中国式QE”，对冲财政赤字造成的挤出效应，支持财政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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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吸收教训，旨在刺激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主要应该通过财政发行国债解决，而不是主要通过地**府向银行借钱来解决。在以财政出资为主的前提下，也应该充分动员社会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目前并未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中国依然有贸易顺差，这些都说明中国是可以依靠国内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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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关口。如果应对得法，中国将进一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之，则可能陷入停滞。“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要被种种传统观念束缚，要敢于创新，大胆试验，新冠肺炎是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事在人为，只要政策正确，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光明。”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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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本次讲座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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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在今天下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202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些想法。为了进行比较合乎逻辑的分析，我们首先需要使用某种经济形势的分析框架。在下面这张图里，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