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越示意画像插图
李斯以支持郡县制为基础，提出“焚书议”
就好比在公元前214年，也就是“焚书事件”发生的前一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他为了征集治国方略而设立的诸多“博士官”自然也位列其中，而就在这个时候。
博士官“淳于越”对秦始皇提出了质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毕竟秦始皇建立的“秦朝”政权做为封建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在当时那也属实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史记·秦始皇本纪》
所以儒家学子依照“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为原型而提出这样的言论也就无可厚非，其本意也确实是在为秦朝着想。——《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如此一来，也就相当于是让秦始皇“师古”，说白了就是想让秦始皇推翻“郡县制”，重现“分封制”。
秦始皇虽然此时还没有明确表明立场，但出于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他还是“下其议”，让其他的群臣也来共同讨论下这个问题，果不其然，当即就引起了以“法家思想代表人李斯”为首的新派官员的不满。
西汉七国之乱示意画像插图
提出了“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的主张，明摆着就是在告诉这些主张“师古”的保守派官员，时代已经变了，“分封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史记·秦始皇本纪》
也唯有支持“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的“郡县制”才能更好的落实秦朝“法令”，从而上行下效，巩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推行，避免重蹈“周朝”之覆辙。——《史记·秦本纪》
这点其实在西汉初期那“七国之乱”事件中也能够得到很深刻的体现，“分封制”的弊端太过严重，明显就不是让秦朝实现富强的“首选”。
秦始皇嬴政也在这场辩论后提出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决定继续延续“郡县制”，拒绝推行“分封制”。
李斯的“焚书议”也正是基于这次秦始皇大宴的背景才得以形成，从而也就出现了“丞相臣斯昧死”谏言“焚书议”的事件，说白了就是以“支持郡县制”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焚书”主张。——《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示意画像插图
“焚书”对秦朝的现实意义
毕竟受限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太过深远，虽然秦始皇主张的也是“法家思想”，选择了以法家思想中的“严刑峻法”主张作为统治体系，“以法治国”。但当时民间推崇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人并不在少数。
正如李斯所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所以导致诸子百家学说并起，各有各的立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顾名思义，秦始皇虽然主张推行“法家思想”以法治国，但是在秦朝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之下，秦始皇所下达的每一条法令，必然会导致诸子百家诸多学派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考虑，如果不符合这些流派各自的立场，自然就会加以反对。
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就好比最明显的“儒家思想”，其主张的是“德政”，推崇以仁治国，首先就跟秦朝“以法治国”的治国方针产生了冲突。
再比如主张“非攻、兼爱”的“墨家思想”，其立场显然就是单纯的站在民间百姓的立场，主张建立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型社会，反对征战，明显就跟秦朝当时所面临的“匈奴”侵袭的社会现状不符。
那么“法家思想”所意图实现的“富国强兵”诉求自然也就因为这种种冲突而变得日益激化，荆轲刺秦、秦始皇博浪沙遇刺、高渐离刺秦等诸多案例都可以称得上是这种冲突的具象化表现。
也就是说，李斯主张“焚书”的实质，其实就是想让秦始皇继疆域上的统一之后，再次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消除这种因百家学说各自立场不相同甚至冲突而可能引起的“民心离散”弊端。
若是结合秦始皇执政时期刚刚统一六国，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思想差异并未有效融合的时代大背景来看，通过“焚书”来限制民间“私学”，改以“以吏为师”等“官学”方式来促进文化思想融合进程的方式确实是有着推行的必要性的，也是当时的大势所趋。
董仲舒示意画像插图
后世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事件，其实也同样是为了实现“思想上”的统一，继而巩固其中央集权，加强统治。
区别就是李斯主张独尊的是“法家”，董仲舒主张独尊的是“儒家”罢了，虽然方向不同，但单从意义上来看的话，属实可以称得上大同小异，都只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罢了。
而“分封制”作为可以让诸侯实现自治的一种“间接统治体系”，非但会让秦朝有可能重新陷入“诸侯割据、战乱不休”的混乱局面。
而且还有可能会因为诸侯之间各自推崇的“思想学派”的不同而阻碍到“以法治国”思想的推行进程。显然没有“郡县制”这样由当朝统治者直接管理的统治体系来的直接。
所以，支持“郡县制”自然也就成了“李斯”的不二选择，也唯有郡县制，才是更好的落实“法令”，让秦朝上下官民更全面的接受“以法治国”思想的最佳载体，对秦朝实现“思想统一”进程的帮助也要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