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野贞从照片判断这些佛像的服饰在民国时期被改过。但是有些边角没有涂好，留下原来的一些痕迹。比如文殊坐在狮子上，衣摆垂下来，遮挡着另一个莲花座，我们可见的莲花座表面花瓣的颜色刷得很鲜亮，但是衣摆下面遮着的莲花瓣上，画的是其他图案，特别精细、漂亮，我们判断被遮着的是早期的莲花瓣，可能原来文殊没穿裙子。
一个佛像上能看到好几个朝代的痕迹。如果在边角捡一个比针尖还小的细渣，用树脂封起来，在可见光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彩塑颜料的分层，历史上很多层的更改都能看出来，就像地层学的累积一样。如果用扫描电镜来判断每层元素，也可以知道成分是什么。如果每层的颜料都能和其他参考资料对应，判定出是哪个历史年代的，那就能建立一个标尺。利用这个标尺去研究其他地方的彩塑，判定每一层大概是什么年代做的、怎么做的，就很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佛光寺东大殿佛像表面这个民国时代的色彩，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历史价值，而且让它更丰厚了。
四绝：墨迹为断代提供确证
前三绝基本都是在推测东大殿的年代，最后第四绝才是确证。
发现第四绝是梁先生他们准备离开佛光寺的时候。那天，夕阳像千百年来一样把光洒到大殿里，大殿里通亮，大家发现四椽栿（大梁）下隐约有墨迹。远视眼的林先生抬头一看，倒吸一口冷气，“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
为求得题字全文，他们请人花了一天时间搭架子，爬到梁上用湿布把表面的土朱擦去，四根四椽栿，根根有墨迹。
从南往北数第三根，写的是一个类似节度使一样的人，这个人姓郑，官不小，是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南边第一根上面有一个官员是代州都督供军使兼御史中丞，也是三品以上的大官，因为他是赐紫金鱼袋的待遇，是管这个地方的地方官；还有督工、助工、出功德的小一点的官员等人。
最有说服力的名字出现在北边的四椽栿上，有两段文字，下一段文字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宁公遇”这个名字在门口经幢上出现过，经幢上写唐大中十一年建造，唐大中十一年是公元857年，所以后一段把大殿的建造年代和唐朝勾连在一起。“佛殿主”这个称呼出现比较少，在佛教体系里有殿主，基本是负责这个殿的出家人，佛殿主很可能指代的是负责殿务的女弟子，“上都送供”，上都是长安，长安的人来到这儿送供。这根栿的上一段墨迹是“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功德主已故，是个去世的人，这个去世的人是右军中尉，姓王，他所管辖的是唐代的重要军队神策右军，梁先生当时判断，这个姓王的人大概叫王守澄，是个大太监。但后来学者考证，王守澄在东大殿建立的30年前就死了，故判断可能是王元宥，这也是一个大太监，杜牧还写过一个布告《王元宥除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制》，说王元宥这个人很好，为他歌功颂德。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王元宥。右军中尉是这么重要的太监，那宁公遇和他写在一根四椽栿上肯定也不是一般身份。有一种猜测，认为他们俩可能是夫妻。唐朝大太监张灯结彩娶夫人、收养子，达官贵人都要来贺喜，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墨迹不仅通过宁公遇把东大殿和唐代建筑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她把东大殿和高官、大太监联系在一起，这样东大殿就和唐代官制建筑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令梁林更高兴的地方。
林先生有一张特别重要的照片，跟号称是宁公遇的彩塑合影。因为佛坛上只有这一个供养人，所以梁林认为她是宁公遇。但是张荣他们用宁公遇后侧表层泥塑涂层的草秸样本做了碳14分析，发现是金代的草，因此这尊塑像是否是宁公遇有待进一步证实，有可能这是金代的供养人，并不是宁公遇，也有可能还是宁公遇，但在金代时补塑重修了。如果可能的话，给它做一个特别细微的穿刺，就可以看看里面的草秸和木材是什么年代的，如果里面还是唐代的东西，那就确证它是宁公遇了。
认出四椽栿的墨迹，是梁林和营造学社成员们最兴奋的时候。据莫宗江回忆，当时他们就在殿外的地上摆了一个毯子，把最好的罐头拿出来吃了一顿野餐，大家就这样一边看东大殿，一边吃晚饭。
这一天是1937年的7月5日，距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只有两天了。
战火中撰写佛光寺考察报告
当年梁林等人下山几天之后，到了附近村镇，才知道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于是测稿托人带走，他们辗转回到北平，不久之后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那时候跟北方消息难通，他们非常牵挂佛光寺，梁先生说“当时访胜所经，均来日敌寇铁蹄所踏，大好河山，今已不堪回首”，担心“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常常为佛光寺默祷，“遥祝健存”。
佛光寺的测稿也特别坎坷。原来它存在天津一家英国银行地下室，发大水给泡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找人晾晒、誊抄，再寄给梁林，他们才得以继续做研究工作。
梁先生和林先生后来生活非常困苦，尤其在四川李庄，贫病交加，苦到要吃饭都需要先卖一点东西换饭钱。梁先生当时体重仅47公斤，他的脊柱以前摔坏了，一直穿着钢背心画图，撑不住就拿一个花瓶垫在下巴底下继续工作。林先生肺结核很厉害，据后来罗哲文先生回忆，那时候林先生基本上全天都要卧床，只在太阳好的时候把她推到外面晒晒太阳。医生断言林先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们的朋友费正清夫妇提出接她到美国治病，但是林先生拒绝了，她说，我要是离开中国，我是逃兵；要是死在这个地方，我是烈士。梁先生在李庄有一张照片，在一个工作室里，瘦削的身影，站在那儿，空空的图板，凝固一样的时间，可谓“茕茕师影，幽幽我心，寂寂沙漏，儦儦路人”。正是在艰苦的处境之下，他们完成了恢弘的《中国建筑史》和《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这篇重要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