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顺天府乡试，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科场案。这件科场案是由顺天府监考官员内讧引起的。谣言说贡院中出现了不祥的大头鬼，闹得人心惶惶。发榜以后，有人告发，在中式前十名中，有位旗下大爷平龄，因为喜好唱戏，曾经登台演出，所以“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因而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这样，事情就愈闹愈大了。
顺天府乡试的考场设在京师的贡院。主考官是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葰，副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
咸丰皇帝于是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吏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这件案子。凡有牵连的考官先都解职听候查办。
这些查办大员们“与柏葰不相能，欲藉此事兴大狱以树威”。陈孚恩先找到监考的副都御史程庭桂，拐弯抹角地提到科场的情况。程庭桂是个老实人，以为陈孚恩是无意中提到开后门递条子的事，就老实说，这也不足为怪，光我收到的条子就不下一百条。于是陈孚恩借去查看，将条子全都拿走。陈孚恩查的结果,，发现程庭桂的次子程秀，陈孚恩自己的儿子陈景彦也都牵连在内。陈孚恩有后台，掩饰过去，而其他人等“因此案情节甚多，非革职逮问，不能彻究。”于是，内阁大学士柏葰和朱凤标、程庭桂都被革职下狱。内阁大学士柏葰的门丁靳祥也被追捕归案，死在狱中。
其实这件事柏葰本人并不大知情,也没有纳贿的实迹，“若仅失察之罪，不过褫职而止。”问题在于柏葰自登枢府，就与肃顺一党不和，因而此案中夹有私仇。虽然咸丰皇帝也觉得柏葰老成宿望，有矜全之意。但肃顺等力言“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这样一来，咸丰皇帝虽然心有不忍，也没有办法。咸丰九年二月下谕：“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于是，内阁大学士和同老官浦安，中式举人平龄、罗鸿译,主事孪鹤龄，程庭桂的长子程炳采等共七人，被绑到菜市口，准备开刀问斩。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朱凤标革职，其余受株连而褫、革、降、调的有数十人。
清代凡是一品大员临决之日，多加赦免，改斩为戍，这也是清朝自立国之初就沿袭下来的惯例。柏葰也自以为到时候皇上一定会刀下留人，赦免死罪的，他打点行装，准备圣谕一到，就起解登程。忽然看到刑部尚书赵光捧谕哭至，方知不免一死，叹息说：“是必肃顺弄权，吾其休乎！”程炳采也大哭说：“我为陈孚恩所给，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
清代因科举案而杀军机大臣兼大学士，这还是开国以来第一次。所以当人看到年逾花甲的柏中堂，望阙谢恩，引颈就戮的神情，也不禁为之挥泪。
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狡猾的考生往往得逞，朴讷的举子常常失利。有的举子本与考官是旧相识，因没有关节而被黜落，考官出来后反责怪其不递条子。更有无耻之徒，在条子上还加上三圈、五圈，如果获中，三圈就赠三百金，五圈就赠五百金。由此可见科举之腐败，官场之污浊。
清末薛福成在他的《庸庵笔记》中谈到此案时说：
“肃顺等人之意，在快私憾而张权势，不过假科场为名，故议者不以整科场之功归之也。”
《清史纂要》也说：
“实由端华、肃顺方用事，忌柏葰为先进，而性颇憨直，资望声誉均出已上，故藉端锄去之。”
因此，过了两年，即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以后，肃顺在菜市口明正典刑，也就成了大快人心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