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澶渊之盟”历来被称为宋朝的“城下之盟”，也是宋朝被蔑称为“送朝”的主要原因。但若回溯当年那场战役，我们却会有许多不同的发现。这篇文章将会对战役的过程进行回顾，探讨澶渊之盟产生的原因之所在。
自979年宋太宗打破宋辽之间的和约擅自发动北伐战争以来，宋辽双方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除多次大规模战役外，辽景宗甚至两度率军南下亲征。尽管双方在全面战争之中互有胜负，但宋朝却在两次北伐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转变其战略倾向，以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国防建设之上。
但辽朝却始终未放弃其进攻的态度，但游牧民族在纵深战术之上却并非那么擅长。他们过于依赖及盲信他们的野战技巧，979年辽军主将韩匡嗣便因此遭遇惨败，而辽景宗也责罪他“尔违众谋，深入敌境”(《辽史·卷9》)。这种情况并非独例，并且在宋辽双方之间都是存在的。宋太祖两次征伐北汉失败、宋太宗两次北伐辽朝失败，都与此有关。
雍熙三年（986）三月，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年幼，三路出兵北伐燕云，史称“雍熙北伐”。宋军的这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进而全面转向战略防御阶段。端拱二年（989），何承矩向宋太宗提出，可以在河北沿边地区改造河道、挖掘河塘蓄水，以抵御辽军的构想。当时的大体思路是由顺安寨（今河北省容城县北）以西引易水导流向东，形成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数十里的河塘地带。（《宋史·卷273·何承矩传》）
河塘既可蓄水屯田，又可以构成水网抵御辽军骑兵的冲击，并且通过水网来强化宋军的后勤补给。正如979年辽军主将韩匡嗣在徐河的败绩一般，大规模的河塘必然造成骑兵进军的困难，加大辽军纵深攻势的难度与风险。在富弼出使辽朝之时，辽朝曾强烈要求宋朝停止修筑河塘水网防御体系，可见也意识到其威胁。
在经历一系列战役大胜之后，辽军不仅摸清了宋朝的防御情况，也获得了充足的信心。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举全国兵力南下亲征。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境尚不安稳，党项部族仍威胁着西北边境的安全；而宋真宗性格懦弱，宋军在一再惨败之下亦是士气渐失。当年八月之时，契丹骑兵在深、祁等州出没，并且“小不利即引去，徜徉无斗意”，这让宋朝产生警觉——这可能是辽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当时寇准谏言：“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以备之。”（《长编·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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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一谏言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久以后，边报果然称“契丹谋入寇”，宋朝随机命令边军做好战备，并且调令一批兵马前往河北、河东地区备战，主要包括了定州、镇州、澶州、沧州和代州、沂州等要地。此外还有大批军粮调往前线。而前线诸将受命以防守为主，放弃主动进攻。按照命令，“自契丹入寇，河朔皆城守”（《长编·卷58》），但宋军在防御战之中却获得了不错的战绩。
闰九月二十二日，辽军入寇，分兵攻打高阳关方向的威虏军、顺安军及定州东北部的北平寨、保州等地。但辽军的主要目标并非高阳关，而是河北门户——定州。在定州方向，主力部队由辽圣宗及萧太后率领，以萧挞览作为主将进攻。河北定州北部有一条唐河，北及石门镇，连接着沙河、滋水、滹沱河等河北重要水脉，是北部河塘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当时王超戍守于唐河岸边，以逸待劳迅速击败辽军，辽军被迫转移阵地。由于定州防御坚固，辽军试图向深州、祁州的东部进发。辽军临时改动前进方向，宋军不得已调动西北驻军前往河北换防，而让定州驻军南下驻守贝州，并在大名府驻扎兵力；在定州的驻军随时可以南下，于河北纵深处的邢州—洺州布置一道防线。
在战役的前一阶段，宋军更加注重防守而放弃追击，并且不断加深纵深的防御体系，将其他驻军调遣往构建纵深防御。采取这种灵活机动的战役手法，表明宋军防御体系已经开始向弹性防御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甚至避免与辽军过早进行会战，而是不断加大纵深诱敌深入。寇准当时曾说：“万一敌栅于镇、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来，邢，之北渐被侵掠，须分三路精兵，就差将帅会合，及令魏能等迤逦东下，傍城牵制，敌必怀后顾之忧，未敢轻议深入。”（《长编·卷57》）显然寇准已经意识到纵深的加强会对辽军产生致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