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苏州，赞誉它“是一颇名贵的大城”，两座城市由此结缘。苏州和威尼斯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端，当地物阜民丰，交通便利，均以“水城”著称于世。在东西方大环境的孕育下，这两座城市选择了风格迥异的发展道路，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建城历史
苏州和威尼斯是两座因水而生的城市。苏州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区，东通大海，西枕大湖，北倚长江，南临浙闽，大运河又绕城而过，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
苏州“食海王之饶，拥土膏之利，民殷物繁。”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命建城，“子胥乃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根据苏州通江临海的地理环境，城市格局呈现“水陆并行”的双棋盘城建规划。在以后的城市发展中，始终延续着这一规划方针。根据现存《平江图》测定，南宋的苏州
“周约三十二里，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七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为15.75平方公里。”
意大利东北部亚德里亚海沿遍布着118个岛屿，117条水道在岛屿之间纵横交错，占地面积为6.9平方公里，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公元451年，这座城市
“是5 世纪时一群从帕多瓦(位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来的难民建立起来的”
，公元68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相较苏州，威尼斯不仅面积小，而且建城比苏州晚了1000多年，甚至中世纪时，连“一个集市也没有”。
人口规模
在古代，人口意味着生产力。十三世纪后，威尼斯人口规模保持在十万人以上。当时，佛罗伦萨有十万人，
“在威尼斯和米兰有十万人以上”，“此后西方的人口约有十分之一流入城市”
。时至十五世纪，巴黎生活着三十万人，而“威尼斯有十九万居民”。
根据历史学家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数据。西汉时，苏州人口约4万人。唐宋之间，苏州的人口增长到约7.5万。进入元朝，
“长江以南的沿海路州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以上。”
苏州城内的人口突破十万。明朝中叶，苏州人口远超威尼斯，仅下辖的吴县就有25万人。
“到鸦片战争前后，苏州人口有70万人，仅次于北京，为全国第二大都市。”
就人口而言，威尼斯的人口规模不能和苏州同日而语。
经济发展
经济是城市居民生存的命脉。东汉末年，苏州所在的江南地区处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的原生态环境。南北朝时期，受北方战乱影响，流民纷纷涌入，为江南地区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在新增劳力和先进技术的带动下，苏州等地的农业实现双季稻轮作，《晋书》坦言：
“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
在晚唐，苏州的漕粮对江淮乃至全国至关重要，时人感叹：
“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起步于东吴的苏州丝织业，刘宋时，达到了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的地步。经过唐朝的系统化发展，苏州在宋朝出产的宋锦，与云锦、蜀锦并称“三大名锦”。随之产生的苏绣，同样和湘绣、蜀绣、粤绣被誉“四大名绣”。明万历年间，城内“东北半城，万户机声”，有超过一万人从事丝织业。此外，造纸、造船、酿酒、金银作、冶铸等行业也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苏州水陆交通覆盖大半个中国，
“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
。唐朝时，海外商人来到苏州，从事商贸活动。北宋地方志《吴郡图经续记》记载
“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市。”
明朝的苏州商贸活动更加发达，“洞庭之民鲜务农耕，多商于远”，甚至饱览诗书的年轻人
“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与苏州的实业兴邦不同，威尼斯一开始就从事商业贸易。居民靠
“捕鱼和制盐立即保证了威尼斯人的生计”
，凭借这些商品“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小麦”。公元八世纪，威尼斯在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往来贸易，贩运小麦、酒、木材、丝织品和香料。十世纪时，威尼斯
“只是商品通过的地方，是极其活跃的转运地”
。十一世纪初，威尼斯垄断了东西方的海上贸易，不仅“有亚洲的贸易通道为牢固基础”，而且是“欧洲香料的贸易商”，从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十五世纪初，威尼斯年财政收入超过150万金达卡，约合现值8500万美元，而明朝
“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
，两者价值相当，足以证明威尼斯的富有。可以说，“成尼斯的伟大就是建立在贸易上的”，
“获得公认的控制东方帝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