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章在凭籍文献的同时，也非常注意亲身见闻，作实地考察。他在自序中说：“予过两都、齐、鲁、燕、赵、吴、越、楚、蜀、五岭之区，入国问名，狱究其义”，即使“未经历处”，也是“稽之谍记、考之明哲”，长期的考察使他形成了“凡过郡州邑城名，必审问之” 的习惯。他在书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亲身考察的感受，前揭大足县即是一例。又如，成都府温江县，“总志云以江水温润也。予过温江，询之父老，云温水发源于岷山，至灌口，水在山谷中，其气寒，至温江而气暖，故云温江，其说近是。邑治东一里有温泉，义亦如是”。嘉定州青神县：“按《一统志》：蚕丛氏著青衣，劝课农桑，土人思而祀之，号青衣神，邑因名焉。或曰：青衣之野，蚕丛尝主之，土人名其邑以寓思焉，义近之。予过青神，桑柘遍野，家勤茧丝，土人曰：他邑之柘叶苦，惟青神柘甘，故宜蚕”。又如襄阳府枣阳县：“本汉蔡阳县地，隋改枣阳县，以枣阳村名也。《路史》枣作棘。予过枣阳，遍地种枣” 。郭子章曾经说道：“予守潮阳，从会昌入平远，往来羊角水，山川甚奇。峭中有一岩，外狭内宽，名萧帝岩，里人不知所为谓，盖武帝避兵处也。史称帝避屯揭阳山中，非今潮州揭阳也。《一统志》载吴析赣县地置新都，晋改揭阳，即此。《雩都志》作梁武帝，误矣” 。就这样，他以亲身所历，考实萧帝岩名称的来历，弥补了“里人不知所谓”的缺憾。实地考察，无疑大大提高了《郡县释名》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截止于万历四十年，明代新置布政使司（省）1、府19、州24、县84。在这127个政区地名当中，《郡县释名》对119个作了解释，占9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明史·地理志》分别只有41个和36个，分别仅占32.3%和28.3%。仅此而言，《郡县释名》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郭氏对一百多处明代新地名所作的释名（详见下表），如今已成了最为原始的史料，它在地名学史上的地位是其它著作无法替代的，应该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表 2 明代新置政区得名的比较 （略）
诚然，作为明朝人解释明朝地名，要比清朝人的解释更为接近地名命名的原始含义。例如贵阳府贵定县的得名，依《方舆纪要》和《明史·地理志》的说法，乃是割新贵县和定番州地置，取两地各一字合成县名；然而，贵定县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郭子章平定苗民起义后析置并亲自加以命名的，按照他本人的解释，贵定乃“贵州底定之义也”，是一个希望社会安定的美愿地名。这显然比县名合成说更为真切、可靠。即使对于同一地名的阐释，《郡县释名》也比他书更胜一筹，如江西泰和县，《明史·地理志》云：“元太和州，洪武二年四月改为泰和县”，《方舆纪要》仅有“本朝改太为泰”一语（案顾祖禹所谓“本朝”系指明朝），郭子章则说：“旧称太和，明朝改‘太’为‘泰’，以别于凤阳、大理也”，“明改吉之太和为泰和，别于凤阳、大理之太和耳”。原来，明初凤阳、大理、吉安三府均辖有太和县，为避免同名，才将江西吉安府的太和县改成了泰和县。郭氏在这里还指出了改名的原因。
再将《郡县释名》与《大明一统志》作一对比。《大明一统志》是英宗复辟后的天顺五年（1461）修成的。由于它修得过早，很多明代晚期地名不可能容纳进去；但是，即使就天顺五年以前明朝新置政区而言，其地名释名也没有《郡县释名》详备。从洪武到景泰年间，明朝新置布政使司（省）1、府9、州5、县15共凡30个政区地名，《大明一统志》仅仅对四个地名作了释名，其它一概付阙；倒是《郡县释名》仅缺镇安县的释名而已，这部分政区地名释名率达96.7%，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更可贵的是，郭子章还直接参与了新置政区的地名命名。他巡抚贵州长达十一年之久，平定杨应龙叛乱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平叛后曾向万历皇帝进呈《播平善后事宜疏》 ，认为“播州之名，其来已久；播之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应龙阻兵”，所以“播之为名，似当更易，伏乞圣载”，建议将播州之地“改设郡县”，“东、西可设二府，每府可设二三县”。上疏内容为朝廷采纳，于是置为遵义、平越二府。他在《四川郡县释名》遵义府下写道：“万历二十七年端孙应龙叛，诏合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兵讨之。予承乏巡抚贵州，遂协力，以二十八年平播献俘，改土为流，一曰遵义府以隶蜀，一曰平越府以隶黔，遵义者，遵王之义也”；又在《贵州郡县释名》平越府下云：“万历二十八年播平，总督李化龙会同子章、巡按宋兴祖奏请分播地为二府，二十九年诏名遵义、平越，遵义属蜀，平越属黔。黔因有平越卫，今以卫属府，为军民府，故因卫名。”
五、余论
对于一些不得其解的地名，郭子章宁付阙如，在《郡县释名》中直言“义未详”。不妄下断语，不望文生义，也是本书的优点之一，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可是，《四库全书》不仅将它打入存目，而且指责说：“其书以郡县地名一一诠释其文义，文义可通则略为训诂，如福州则云取百顺之名、永清则云取边境永清之类，皆固陋之甚。至不可解者，则置而不言，亦何取于释名乎？” 这种指责是言过其实的。
郭子章曾说，若碰到“域殊而名杂”的疑难地名，“予半释之、半置之，以俟博雅君子” 。比如山西大同府广昌县：“义未详”，类似的说法在全书中大约有一百多处。
关于这些不知名义的地名，郭子章有时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方便，如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义未详。岂以新立，故云新昌，抑亦十三乡之中有新昌耶？”陕西巩昌府：“义未详……河南巩县取四山巩固为义，岂巩昌亦巩固之义耶？”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唐武德四年改修武为武陟。陟义未详。近南兖陈学士序邑志曰：‘武陟覃怀望邑，盖武王耆定大烈，自兹起’云，想当有据”；广西梧州府：“杨升庵慎曰：广南以刺桐为苍梧，因以为地名，亦意之耳。予读《路史》，仓吾郡之仓吾县，元鼎六年开。仓吾郡地广，东至湘潭皆是。据此，则吾讹为梧，非梧桐之梧也。似涉太奇，恐当再考。”这些都是半释之、半置之的典型事例。
又如关于“沈”的地望，旧有二说。沈约在《宋书·自序》中说：沈氏祖先“障大泽以处太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川，其后四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其后因国为氏。”郭子章并没有被沈约的权威所吓倒，认为沈国不在河南，而应在山西，于河南平舆县下指出：“沈，故国在汾州，晋灭之，与汝南之沈别，沈约自序失之” ，认为《春秋》文公三年“沈溃”的沈国并不在平舆县，进而议论道：“夫一沈也，为沈国、为沈州、为沈丘，然沈丘有颍之沈丘、有汾之沈丘，是二沈丘。（沈）约称博极，至自序祖姓且失之，故郡国之释不敢不慎也”。他这种多疑多考的方法，与清代乾嘉学者如出一辙；正因为他“郡国之释不敢不慎”，经他所释的地名一般都比较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