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大竹县的由来，郭子章曾反驳了县志的说法：“唐武后久视元年分宕渠东界置，则县自唐名也。邑志谓宋绍兴时产大竹，竹中有白兔，遂以名县，又自矛盾矣。大竹邑地辽阔，崇冈复岭，多产大竹，故以名邑，《郡志》物产惟产大竹。”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来历，他解释说：“战国时为下邑地，因地窳下也，汉置下邑县，志云金改‘下’曰‘夏’，以华夏名。愚谓金本非夏，胡为改夏？盖古‘下’、‘夏’字通，如下阳、夏阳之类”。关于古代鸠兹的地望，他指出了文献记载的疏误，在荆州府松滋县下云：“以兹方产赡松也，乐史以为鸠兹。总志亦云：松滋、古鸠兹，误也”，接下来便是言简意赅的论证：“松滋楚地。楚伐吴及鸠兹，乃荆之松滋”，指出此实系一侨置地名的遗存。
关于广东高州府，郭子章也驳斥了传统说法：“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查《隋书·地理志》高凉郡：“梁置高州”；《南史》卷51《梁宗室萧劢传》：“劢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前西江督护孙固为刺史”。《通典》梁大同七年（541）有高州刺史孙固 ，则知高州的确置于南朝梁大同年间，比高力士（684-762）生活的时代要早出一个半世纪。因此，郭子章的反驳是完全成立的。
郭子章还积极推行中央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他写到贵州思南府安化县时说：“本水德长官司地，万历三十五年（1607）土司争袭，子章题改土设流，名安化县，远人顺安王化之义也” ；在石阡府龙泉县下则云：“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酋寇龙泉，长官安民志死之；播平，子章及巡按宋兴祖奏设为县”；又在安顺府下云：“本安顺州，万历壬寅（1602）子章题改为府”；还在平越府黄平州下说：“万历二十八年播州平，贵州抚、按奏设为州，属贵州。贵州山箐插天，独黄平田壤平夷，颇似江南，故称黄平”；黄平州所属的湄潭、瓮安二县也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平播后郭子章析置的，此二县命名缘由，可从他诗中得知，《湄潭有感》：“湄潭潭畔水如眉，九曲纵横似武夷”，《瓮安县》：“蛮烟瘴雨一朝晴，瓮水安江两地清” 。可见湄潭是以水得名，而瓮安则是一个合成地名。由于郭子章长期担任贵州巡抚，他命名或参与命名的地名如贵定、遵义、石阡、安顺、黄平、湄潭、瓮安等，至今仍是贵州省所属的市、县。
四、地名释名辨误
历来地名的释义，众说纷纭，其中不免穿凿附会，以讹传讹。郭子章并不被这些说法束缚手脚，而是不囿陈说，对于一些似是而非又是很流行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逐一辨正，颇具有知灼见。比如关于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市）的得名，前人有三种说法：“《州志》曰：汉成帝时犍为郡得古磬十六枚于河滨，遂更犍为名嘉定；又曰：公孙述据蜀，莫敢谁何，乃征费贻、任永辈，以伪命不应聘，后光武嘉之，更名为汉嘉；《四川总志》曰：汉武帝通西南夷，置蜀、犍为二郡，光武改为汉嘉”。这三种说法都牵强附会，郭子章辩驳道：“三说皆误也。考《后汉书》曰：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前汉书》曰：蜀郡青衣，应劭曰顺帝更名汉嘉。按阳嘉，顺帝年号，则更青衣为汉嘉者汉顺帝，非汉光武也。前、后二汉书地理、郡国志俱无嘉定，则州志谓汉成帝更犍为为嘉定，尤非也。按常璩《华阳国志》云：公孙述据蜀，任君业闭户、费贻素隐，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未闻改为嘉州。后人注国志，遂云光武嘉之，嘉州得名以此。此注之误，非国志之谬也，且国志称‘嘉’字甚多，如文翁立学，巴汉亦立学，孝景帝嘉之；如三蜀大姓，由番禺出贡汉朝，世祖嘉之。此类不一，安得以一‘嘉’字遂云改嘉州耶？嘉州之名，起于后周，唐宋因之，至宋庆元初升嘉定府，嘉定之名始此”。在这里，郭子章使用了较多的篇幅，条分缕析，详细反驳了关于嘉州、嘉定名称来历的谬传，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失为一篇严谨的考据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