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以此表达王权核心思想，不仅构建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封建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刚刚入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逃亡的严峻现实，迫使朝廷思考建立完善全新的赋役制度，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成为古代赋役史上一件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但是，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却成为雍正被黑的一大根源，因为这一制度剥夺了两千多年来读书人的特权。
一、正常运转国家机器，需要持续税收支撑
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赋，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役字。在古代，出自田地叫赋，征劳力就叫役，就是征丁。丁，最早是指年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摊丁入亩”，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清朝土地核查，基本上是依靠鱼鳞图册，人口核查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逐步成熟完善的标志。
信息资料，这是赋税征收的基础，需要相对和平的时期才能做。自先秦时期，实行贡、助、徹制以来，赋役的增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古代对人民三征，包括布缕，粟米，还有力役，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成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到了明朝之后，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赋役改革，主要是“一条鞭”，把征收粮食、征用劳力，转化成征收银子，用钱的办法解决。明朝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白银流通到了一定数量，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革。
二、不断探索税收制度，一直是清初的重大实践课题
清朝贵族入关之初，有识之士建议“议国用，定经赋”，从根本上解决立国的基础问题，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
清初经过近半个世纪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原来交税的底子都给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造成很大问题。顺治元年，开始编赋役全书。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14年7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便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
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但是开始实行的赋税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没有土地的贫民，也要交纳人头税，很不公平，贫穷的百姓只能用脚投票，因此征收起来非常不方便，最后在征收总数上，也不可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成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这个赋税相对好征一点，不看别的，只看地。就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只要有地、有田，征税就行了。但丁呢，这可是活的，他要是实在交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康熙经过整顿以后，认为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如果真实可信，确实可行，岂止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三、好人都让康熙做了，难题留给儿子雍正
这一盛事盛举，就是康熙51年推出的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就是说，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朝廷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康熙没有想到，后来的“摊丁入亩”问题，因为他南巡看到的多是“丁漏”问题。
康熙22年后，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是在逐步发展。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丁粮分开、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田赋、丁银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苦乐不均的情况比比皆是，税赋征收不力，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的地、丁之间的矛盾，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康熙叫圣祖“仁”皇帝，就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当时国库亏空很多，各地都欠了很多，就是追不上来，田赋税赋也是一样的情况，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所以，在政治上、税制上，他确实给雍正留下了比较大的麻烦。
四、雍正改革利国利民，体现了责任担当
雍正做了44年皇子，康熙47年后，他开始协助康熙处理政务。此时雍正已40多岁，政治上非常成熟，他当时对朝政有很多看法，包括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元年7月，刚上任不到五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然而，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八月，李维均进京觐见，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