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2020-08-02 13:19:41 作者: 在“当代花木

在今天,作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女性,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毫无疑问,这也是“女权”类话题能够持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如果我们将舆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显然就是女性本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如今,大多数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的需求就无法生存。对于那些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来说,有关“女性”觉醒的内容已成为其核心关怀。这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能在这个夏季搅动媒体社交圈的原因之一,它迎头击中了主流都市女性的欲与痛。

波伏娃有关女性境遇的控诉正在改观:“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或者闺房里,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怨她不会飞翔。”当今女性在各个方面试图争取被历史亏欠的一切,这是时代许诺了的趋势。

今年的母亲节,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大讨论。

2020年,性侵养女案、papi酱冠姓权等公共事件,不断为之催生新的讨论维度。中产阶级女性关注内心感受,热衷性别新闻,敏于觉察并试图扭转女性身份在生育、就业、情感、性与暴力等方面带来的纠结、不快或伤害。不过,这一系列积极进取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翻转了社会地位,或是在职场、家庭中压倒了男性——话语的斗争虽然强劲,但话语首先争取的是承认的政治,而与实际成果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撰文 |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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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劳,到苦恼

今天的女性,主流的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都是成为独立女性,像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长着女性面孔的儿子”,或是当代“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也因此,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女人,比前现代社会的女人们更多了一些烦恼,她们必须费力去争取那些仿佛跳起来就够得着的东西。相反,前现代的女人则无需参与男人们的竞争——这种机会压根不存在,她们只需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承受被决定好了的苦劳。而如今,任何一个对于给定位置感到不满的女性都会感到苦恼,于是不得不主动去应付来自社会的厌女行径及厌女情绪——这是来自父权制历史不那么愉快的馈赠,如影随行。

上野千鹤子说过一句大实话,“没有厌女症的女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所谓“厌女”(misogyny),是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但在实际经验中,厌女不只是憎恨女性,还包括歧视、轻蔑、贬低女性,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观点,归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女性自己也会厌女。尽管常常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但这句话要么可以翻译为“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要么可以理解为“我的地位优越,这使我免于普通女性的苦恼”。

我们得承认,当代女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尽管更多的自由样式集中体现在消费层面),不过,厌女症的诸种变体仍然阴灵不散,甚至变得更为隐蔽和灵活,阻碍着女性走出自我压抑和自我厌恶。在“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新常态”之下,对于这种社会惯性的克服,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女性内在认同探索上的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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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有多“自由”?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历史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生产理念,为中国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东亚儒教国家的性别解放遗产。然而,今天女性的权利与自由,则更为强劲地彰显在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自由感,造就着今天的“独立女性”。

女性在平等、无差别地消费着什么文化产品?比如俊美、温柔、纯欲的“小鲜肉”明星。“追星”带来恋爱的感觉 ,使得女性愈发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缺乏性魅力却迷之自信的“直男癌”不屑一顾。各式关注女性焦虑的电视剧、“她综艺”——“少女们”的女团向女性提供关于如何与自我较劲、投射理想女性气质的青春范本,“姐姐们”的女团则教授我们如何光鲜地对抗时间的磨损。“她综艺”尽管总是不可避免地迎合和承受男性目光的凝视,但主体的消费者仍是女性姐妹,一种教学手册式的女性产品。

相比19世纪的西欧妇女在百货商店的采购中挥霍力比多,今天的女性产品则试图满足、并创造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欲望与精神的出口。19世纪,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沉迷拙劣的爱情小说,那里的“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相比艾玛在精神消费中体现的“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今天女性向穿越小说里的自我意识,则蕴含了一种“极度浪漫的功利主义”:大女主以“成熟的心智占有十几岁小姑娘的花容月貌”,赢得纯粹爱情或建立事功——在这个幻想世界里,现代女性身份是一张凌驾于历史的“免死金牌”,使穿越者完美规避了封建社会女性面前横亘的深渊。

图/视觉中国

在身体层面,女性似乎也在拿回主动权。2020年,“维多利亚的秘密”破产,富有象征意味地体现出某种刻板女性形象的过时:一种“好看”但对女性来说难以实现的“完美身材”。而美国CK广告“黑又丑”、跨性别的新晋模特,则在国内则触发了网络上的“身体羞辱”,

不少中国直男因此觉得世道变坏,审美遭到“丑女”的侮辱与戕害。这两个事件,与其说体现出女性对于男性主流审美的颠覆,不如说,有关女性身体的审美话语权在发生转移——女性并没有要另立新美学、或放弃身体管理的意思,准确来说,她们反而更为严格自主地规训自己的外貌。她们热情拥抱削骨、假体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体技术,尽管它们似乎远比从前西洋女人用钢条和鲸鱼骨束腰、或是古代中国女人裹小脚更为疼痛和残酷。但是,只要是出于女性的“自由意志”,这些选择就被视为一种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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