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可惜宋真宗赵恒徒有“大德”，实际是个没胆的怂货，色厉内荏的契丹人才拿到了澶渊之盟这份大礼。
宋军野战无能主要是因为皇帝、文官瞎指挥和缺乏战马，但并不乏精兵强将
此后契丹人再未敢重兵南下，除了知难而退，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还在为那场澶州之战而感到后怕。
而北宋君臣也因此战认识到河北防线对于阻击辽人、保家卫国的重要性，于是不惜血本巩固和加强之。
北宋强化河北防线，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修城筑垒、梯次布防。在河北东路以雄州、霸州、莫州为骨干，在河北西路以保州、定州、真定为根基，周边堡垒密布、工事纵横并屯驻重兵把守，形成了一个完善的防御体系，即便有一点或数点被突破也无碍大局。
河北防线的防御方针是据城而守，可契丹人要是再绕城而过、偷袭内地咋办？这就有了第二和第三种防御方式，那就是屯田和种树。
河东路地势不利骑兵驱驰，所以契丹人南侵的主要方向就是河北路
此屯田可非种粮食那么简单，而是将水系发达、河流湖泊密布之处的土地统统改造成水田——这是效东晋南北朝时以江淮水网阻北方骑兵之故智。于是朝廷一声令下，河北的大半老百姓统统种起了稻子、吃起了大米饭，养活了燕赵儿女上千年的麦子一时间倒成了稀罕物。
当时的黄河北岸水系远比今日发达，但还是跟江淮地区没法比，那些改不成水田的地方咋办？答案是种树。
早在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朝廷就号召河北边民植树成林以阻碍骑兵，并予以赋税上的优惠，“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到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化身种树狂人，不但将大规模植树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黄河北岸，还搞出了个名为《北面榆柳图》的整体规划作为全面打造军事防御林的指导方针，此后的仁宗、神宗、哲宗等数代皇帝都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疯狂种树。
即便在现代战争中，密集的森林也能起到阻隔敌军的作用，何况古时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返京后给宋神宗赵顼做汇报时，就对河北的植树造林规模惊叹不已：“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神宗熙宁八年》）不光是在边地，整个黄河北岸几乎都被宋人搞成了一个规模无比巨大的“森林公园”：
“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挥麈后录·卷一》宋·王明清）
可是种了这么多树，真能起到阻止契丹骑兵南下的作用吗？
密林中有树木阻隔，骑兵难以驱驰，战斗力自然大大下降
河北地处我国三大平原之一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正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可是北宋以坚城固垒为根本，在城外以防御林与水塘、水田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和军事上的劣势，并使得契丹人深感头疼之余又深恶痛疾之。史书中类似“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传第七十六》）的记载并非显见——话说当年不比现今，木头既非紧俏资源也不值钱，堂堂契丹铁骑竟然被用来趁夜越境搞盗砍盗伐，可见辽人对于“人工防御林”的忌惮和恼火。
“三冗”是北宋财政的死穴，而其中的冗军、冗费这两冗，其实都与为了防止契丹人南下而大力经营河北防线密切相关。可以说北宋君臣为了阻止辽国南下，算是下了血本。
经过：北宋君臣因为对辽国的恐惧竟然产生了“人定胜天”的执念，这才有了回河之争。
宋辽之间能维持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固然有契丹人日益堕落、不思进取之故，但也证明河北防线对其的威慑作用是真实有效的。不过若以为北宋君臣因此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可以关门过起自家的小日子，那还真是小看了他们对于契丹人的恐惧之心。
北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唯独军力孱弱，其实不是打不过，而是统治阶层畏敌如虎
人在极端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偏执和猜忌。因为这种偏执，宋太宗赵炅在缺乏足够把握的情况下举倾国之兵北伐燕云，想给自己的江山永固加上最后一道锁，结果连番大败之下使得北宋永远失去了主动进攻能力；又因为这种猜忌，自宋真宗赵恒之后的数代北宋皇帝，在大力经营河北防线的同时，又对这条防线是否能够挡住契丹人的铁蹄深表怀疑。
因此在北宋君臣眼中，人力不如天险。唯有黄河横亘于京师汴梁之北并滔滔东去，才是大宋国真正可以凭恃，而且是契丹人永远无法逾越的最后一道屏障——河北守军可能会战败、会投降；水田到了冬季一定会结冰、遇到旱灾会干涸；而防御林也不牢靠，因为火可以烧掉，用刀斧也能砍出无数条南下之路来。所以这些玩意统统都没有黄河靠谱，毕竟黄河又没长腿，不会突然间跑掉，让宋辽之间天堑变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