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君臣以为黄河比人可靠，结果人还在，黄河却跑了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黄河还真的长腿跑掉了。
因为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大的河流，一旦河道中的泥沙淤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改道决口、四处泛滥。为了治黄，历朝历代所采取的办法大都只能是加高和加固河堤，使得到了北宋年间，黄河的河南、山东段已经成为了“地上河”，到了“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的地步。最终在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泛滥大名府、恩、冀等州，给北宋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不过黄河改道不是啥新鲜事，北宋高度发达的文官治政体系对付这样的灾害也极有经验，基本闹不出大的乱子。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份紧急军情从北方传来，如一道晴天霹雳将北宋君臣给打傻了。
其实黄河改道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北宋君臣实在是短了些见识
原来这次黄河决口水势极大，“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引用同上）。然后就再也不肯回归故道，而是就着地势一路向北奔大名、经聊城，最后与卫河相合后入海——这是啥意思呢？就是原来一直东流、并被北宋倚之为阻挡契丹铁骑的天然防线的黄河，这回改往北流了。而黄河一旦北流，若是辽国南下、河北防线又不靠谱，北宋君臣靠什么保命？
早在宋真宗天禧年间，自称精通水利的祠部员外郎李垂就曾提出过修六塔河以防止黄河北流的方案。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河、为了民生，仅仅是害怕“摇动边鄙”而已。
不过“摇动边鄙”恰是赵祯最恐惧的，所以他想起了李垂的那个馊主意，于是大把的钱粮立刻拨发下去、大批的军民被征发起来，第一次回河改道工程紧急上马。8年后工程完工，结果庆功的酒宴尚未结束、南下报捷的信使还没跑出几里地，就在当天夜里新修的六塔河便再度决口，“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黄河一旦决口，就是能夺走无数生命和财富的大灾难
六塔河决口，固然有回河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以及经手官吏贪腐弄出了豆腐渣工程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区区的六塔河根本容纳不了黄河巨大的流量。正如坚决反对回河工程的欧阳修所言：
“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引用同上）
老欧阳给赵祯做了一道数学题以证明回河之愚蠢，然而他却小看了契丹铁骑可能的大举南下给北宋君臣带来的巨大恐惧。在他们看来，修六塔河引黄河回归故道是否愚蠢不重要，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他们的蠢行也不重要，只要把黄河拉回故道重新成为阻挡辽国的一道天堑，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毕竟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兴许就能成功，说不定就“人定胜天”了呢？
北宋的回河之争完全源于对契丹铁骑的刻骨恐惧，以至于歇斯底里
一句话，三次回河毁掉了河北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毁掉了河北的繁华和财富，更毁掉了河北的军心和民心。
黄河北流和河北衰败，都是北宋君臣自己作的
如此一来，北宋朝廷不得不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以维持河北防线。而神宗新政的失败以及三冗问题的日益严重，都使得这种投入难以维系。而北宋末年的昏君佞臣横行、坐视女真强大，更是加快了河北防线的垮掉。
等到金兵来了，早已形同纸糊的河北防线自然一捅就破，昔日的辉煌便如夕阳一去不返。
所以说什么靖康之耻，还不是北宋君臣自己作的？
北宋回河之争的另一个间接效果，就令人有些哭笑不得。须知北宋亡于女真人、南宋亡于蒙古人，而这两个赵宋大仇人先后占据了黄河流域以后，都被这条因为宋人瞎折腾而变得暴戾、易怒的大河搞得焦头烂额。金国为了治河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蒙古人则精于征战而疏于治国，终于导致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的黄河第五次大改道。这回蒙古人可算想起来需要治河了，结果却因施政过苛导致民夫造反，于是就有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谚，终导致天下大乱，元朝覆亡。
回河之争遗祸数百年，间接搞垮了金、元两朝这算不算赵宋君臣替自己报了仇？
另外插一句，虽然北宋的前三次回河之举能蠢出天际，但后来又搞的第四次倒是颇有成效——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攻宋，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以迟滞金兵攻势。这次决口导致黄河“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传统的北流和东流，进入南流时期，并维持了700多年。而这也导致了后来无论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想要南下伐宋，都不得不绕开江淮这条最直接的进军路线，而绕行荆襄甚至川蜀。
于是北宋朝野上下掀起了回河之争，一众大臣们口水满天飞，吵得不可开交。结果还没等他们吵完，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第六埽决为二股河——即除了北流一股外，又沿马颊河故道至信阳（今山东无棣）入海，被称为东流。
